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Both Confucian and Hebrew classics remain an everlasting heritage for their nations and the world.Wisdom from both classics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This paper,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analyzes similar teachings and rituals concerning two promin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marital bond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It is found that in these tw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both wisdom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bonds,define clear boundaries and roles,and provide ethical warnings in these relations.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Hebrew wisdom in that human nature is embedded with similar hope for order,quality,and glory,so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is essential in promoting a globalized dialogue and critical view of cultures.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further research.

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空间智慧探论

道德空间是指个体以道德规范来调节自我身心,自我与他人、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建构起来的价值空间。它体现为个体在道德关系场域中的得居其位和与外界的共生、共处状态。在以往伦理学理论体系中,道德空间并非显性范畴,但这并不能表明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思想智慧。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就隐藏着丰富的个体道德空间智慧:一是“养浩然之气”和“慎独”学说蕴含的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养浩然之气意味着个体恰当安置身心于身心关系场域,慎独意味着个体自我内求道德并以合德方式谨慎把握身心关系,因此它们都是个体身心维度的道德空间建构;二是“仁”“礼”统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他人、社会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仁指爱人利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形成相互仁爱的人际关系,礼乃仁之具体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循礼而为所形成的礼和秩序,仁爱关系、礼和秩序都是个体人际维度的道德空间架构;三是“天人合一”学说蕴含的个体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智慧,其中天即自然界,人是作为主体的存在,天人合一意味着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即意味着人以道德规范来协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共生、共处,从而展现出人与自然维度的道德空间意蕴。这些道德空间思想智慧对于人们协调自我身心关系,平衡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调节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和启迪价值。

儒家庶人伦理视角下代言人地缘关系对区域品牌公益代言效果的影响

立足于儒家“仁、义、礼”的庶人伦理思想,通过3个情境实验,探析了代言人-区域品牌地缘关系对区域品牌名人公益代言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言人地缘关系的交往性维度是影响行为意向的决定因素,而先赋性维度仅仅在交往低时才发挥作用;在代言人地缘关系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中,情义感知起到了中介作用;当信息焦点为名人时,代言人地缘关系的高交往性更有助于提升公益代言效果。

从对立到融通:经史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与范式重构

经史关系研究领域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学和史学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但对照经学和史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这种对立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观点,主要原因是古代有关经史关系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经史尊卑问题上,“经学盛则史学衰”实质上是这类传统议题的延续。当前研究经史关系问题,不能局限在比高下、较盛衰的传统研究范式中,必须及时转换研究视角,把关注点放在经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上。

传统、家庭及社会视野中的“断亲”现象

近年春节期间年轻人“断亲”话题频上热搜,虽然尚无明确的数据统计,但至少表明目前部分年轻人正处在“欲断难断”的焦虑中。社会犹如一架巨型机器,面临时代的巨变难免会有辗转腾挪、调整适应的过程,甚或出现螺丝松动乃至零部件脱落的现象。“断亲”究竟意味着时代病症还是适应更新?为了从学术上更好地阐释“断亲”现象,《天府新论》编辑部策划了这组笔谈。顾家宁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并非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式微,反倒提示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内在调适,“断亲”反映了朋友一伦的地位崛起,并呈现出“兄弟友伦化”的趋势。赵刘洋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代表着家庭伦理与个体权利的复杂纠葛,中国“正义体系”并不必然与个体权利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桂华教授认为,“断亲”现象表面上看是亲属关系的断裂,本质则是代际关系的变化,是时代巨变在代际更替上的体现,透过这一现象,可探讨乡村变迁机制与未来乡村建设的方向。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华夷之间与记忆之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明清云南文庙

文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以推广儒学为核心的文教设置是封建王朝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治理的政治实践,也是在“华夷之间”维系数千年中华人文传统的精神纽带。“华与夷”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认同,在边疆云南地区,中华传统得以绵延不绝,形成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是以文庙为场域的儒家文化传统起到重要作用。文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之场”,它的存在是文化间距与文化互视的重要空间基础,更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体系,始终承载着儒学伦理,这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始基。云南文庙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现实研究价值,对于了解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历史发展中封建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兵两家在江户日本的碰撞与交融——前田勉《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评介

前田勉的《近世日本的儒学与兵学(近世日本の儒學七兵學)》是系统研究日本儒兵关系的开山之作。该书认为,在“兵营国家”的体制下,儒学与兵学的对立是近世日本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作者通过九位江户时代思想家的案例,展现了儒学与兵学对立的具体样貌,并指出这种对立在明治维新以后转化为“军国主义”与“平民社会”的对立。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书中新颖的研究视角为我们了解近世日本思想史提供了帮助。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性爱工具而非完美伴侣——对于性爱机器人的再思考

在《当代医疗与儒家思想》的第十一章“性爱机器人”中,通过对三位学者文章的评述,该书作者范瑞平基于儒家视角提出了对于性爱机器人的看法,即性爱机器人无法成为也不应该被视为人类的完美伴侣。这一观点可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挑战一:未来拥有逼真的人类外貌的机器人,或许能够进化到既能满足用户的性需求,又能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做家务的阶段。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机器人难道还算不上完美吗?挑战二:既然儒家反对将性爱机器人视为完美伴侣,那么儒家大概不会支持用户因沉溺于性爱机器人所带来的体验而不愿与真实人类建立伴侣关系。然而,问题在于该如何避免沉溺式地使用性爱机器人?挑战三:仅被当作工具的性爱机器人被用于人类伴侣间的日常使用,是否能够被儒家所接受?尝试基于儒家视角对以上挑战进行回应。

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群己关系的洞见及其融通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给社会团结带来重大挑战,如何实现群己关系和谐统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的课题。儒家对群己关系的洞见基于原发性社会关系,扎根民众日常生活,日用而不觉;马克思主义对于群己关系的洞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揭示了群己关系的发展规律和个体的解放路径。二者对群己关系的洞见在追求个体健全、捍卫群体价值、实现群己统一方面存在相近的理论旨趣,能够在功用发挥、存在形式、理论层次上互补融通,为实现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提供理论指引。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儒家忠恕思想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价值

忠恕思想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内容,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为人准则,“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事之基,二者一体两面,重在“推己及人”。面对当前大学生人际交往过程中戒备心强、个人中心倾向严重、性格差异较大等问题,儒家忠恕思想对优化大学生人际交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忠恕之道是“仁爱”思想的实现途径,是提升自身修养的有效方法,也是人与人情感互动的关系准则。在新时代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活动中,辩证地认识和运用忠恕思想,有助于解决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建立和谐的大学生人际关系。

王、湛的交往与论辩及其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和湛甘泉虽然同属心学阵营,却对“心”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阳明主张“心体”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统一,而甘泉认为“心体”只能是纯粹“至善”的;其二,二人都承认“本心”的“至善”性,但是阳明主张其“至善”性来源于“本心”自身,而甘泉则主张来源于“至善”之“天理”;其三,甘泉强调“心”是“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心”与“物”不存在内与外的分别,阳明则强调“心”在感应过程中的主宰作用。由此三方面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在儒释道之关系和“格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致思趋向。

明清治水比附与《孟子》“排淮注江”研究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儒家角色伦理学视域下的现代家教建设

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儒家对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论述了以家庭为本、关系为本、行为为本的儒家道德生活观,其核心观点与现代家教建设在理论内容上和实现路径上具备较高的一致性。立足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主要观点,为解决认知不清、方式不当等现实问题,我国现代的家庭教育应以建立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为前提条件,以家长的言传身教为主要手段,以培养子女的亲情感为出发点,将子女培养成能够自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更大价值与意义的人。

管理学视域下现代儒家缘分关系构念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缘分关系理论对于中国式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支撑力和解释力。通过扫描、归纳现有的文献,发现对缘分关系构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缘分关系属性、缘分关系发生、个体人际关系、集体人际关系以及关系纽带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应该在缘分关系内涵的测量量表开发、缘分关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缘对人际关系形成的作用机理、缘分关系的转换与重叠、缘分关系不正当利用、基于缘分关系的关系营销和品牌资产等领域展开研究。

儒家思想与现代教育的关系

儒家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它对现代教育的影响深远而巨大。通过探索儒家教育传统对现代教育造成的困惑、契合与冲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彰显儒家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

关系主义——以中国视角与西方社会学对话

关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新兴视角。人们以之来对抗实在论和实证主义。尽管这一关系的转向是革命性的,并且某些关系主义者也希望去克服主客体二元论,但是西方的关系主义社会学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二元论的桎梏。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获得克服西方二元论的启发,即没有人能够在本体论上外在于关系,没有人能够独立于关系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非二元论的关系是最为真实的社会现象,因为任何个体都是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一种反二元论的社会学的关系主义主张人的社会历史存在是前理论和前对象的社会历史关系,没有人能够在本体论上先于此种关系而存在,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上是同时的。

以古鉴今的医患关系研究

古代医患关系总体上和谐,但也存在着矛盾与不和谐的现象。这种和谐状态是由儒学与医学的不断融合以及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社会模式所决定的,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医生自保、医患不信任以及乱收费的问题。评价古人得失,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对医生的尊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要真正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明确医患是相互合作的联合体;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需要医患双方都为此付出努力,作为医生,要内求于己、外乎爱人;作为患者,要接受必要的医学常识教育,医患双方都要培养法律意识。以古鉴今,多管齐下,最终营造健康有序的医疗环境与和谐共赢的医患关系。

基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视域下的医患关系研究

目的:用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去探索改善医患关系的新视角和途径。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某公立医院的病患及家属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从医患矛盾的主体原因出发,深入透视医患关系恶化的因素:医患之间缺乏理解、沟通不足、对病患缺少人文关怀、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结论:针对医患关系恶化的成因,运用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从文化思想领域丰富医护人员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特征,影响医护人员的行为处事,从而达到缓和医患关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