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讲学与晚明理学传播——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是理学传播较活跃的时期,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晚明书院学人秉承修正儒脉的立说宗旨,思考理学传播中淑世精神的传递,通过讲会、结社等方式在书院或书院之外弘扬己说,构建传播网络,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多个波及全国、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派群体,对晚明清初学统构建和学术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明园林美学的生活范式转向与政治重构

晚明园林美学在总体规划和空间布置上转向注重实用功能和满足享乐欲望的生活范式。结合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主宰地位的思想史视野,晚明园林美学的范式在心—物关系上表现为顺应和直接性的关系,同时将物欲和感官纳入了道体的范围,逾越阳明心学设想的日用转向的限度。在身—道的关系中,欲望和日常性分别成为道体所容纳的新内容和新场域,由此道统在治统关涉的范围之外创构独立于“得君行道”模式的生活空间。园林美学创构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治统缺位的自治性场域,以间接的方式削弱皇权的符号威望和影响力,这是一种弱势的审美政治批判。

冯梦祯孝道思想研究

为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拓展冯梦祯个案研究新思路,该文通过整理、点校冯梦祯《快雪堂集》,以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其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冯梦祯作为晚明万历时期江浙地区重要的士人,受所处时代及人生经历的影响,其对孝道的理解具有多重性。首先冯梦祯认可实现孝道的最根本途径是实现自身成就、立身行道方可扬名显亲的传统儒学观念,但在生活实践中,他并不强求自己子孙在仕途上的发展,反之更重视他们对长辈身体力行的陪伴和照顾。同时,能继承先人遗业,扬其遗风,妥善依礼地操持先人的身后事,在冯梦祯看来也是履行孝道的重要要求。

晚明儒者管志道的学思历程探析

管志道是晚明儒者中的一位卓异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推动三教对话、注疏儒家经典,留下了体量庞大的思想著作。但在传统的学术标准下,管志道的理论贡献未能获得充分认识与公允评价。近代以降,虽渐有学者注意到其人其学,但相关研究仍相对匮乏。在七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管志道历经半生求索、几度思想转折,方才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通过对管志道思想探索的整个过程开展分阶段、历时性考察,从而使其思想源流与学说概貌得以呈现,晚明儒学多元展开的动力与趋向也有所显明。

略论明代云南儒医现象

在明代云南儒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因儒通医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医药文化的重要特点。以地方志为主要研究资料,整理选介明代云南较为著名的儒医,并从形成背景、群体构成、儒家伦理、心态、著述5个方面对明代云南儒医群体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上医医国:一位晚明医家日常生活中的医疗与政治

本文试图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揭示江南文化、政治生态与生活际遇间的紧密联系,展现晚明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路径,探寻儒医在政潮风云中的济世之道。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医学传承,不自觉卷入晚明政治风潮中。参与《嘉兴藏》的编纂,与万历太子案关键人物均有交涉,后世所传天启年间阉党所编《东林点将录》中"神医安道全"甚至疑为缪希雍本人。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亦儒亦医亦侠的至情至性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可以看到缪希雍作为医者之外的"良相"之举。缪希雍以"觉休居士"、"海虞遗民"自称,自我放逐;江南名士却呼之以"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引为同道。缪希雍的医术、性情、行事,堪为"上医医国"理想的典范诠释。波云诡谲的晚明政治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实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权力与人际关联。"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自我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

本文以利玛窦、艾儒略和叶向高为例,分析晚明儒学与欧洲天主教的交往特征,认为双方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并试图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构建文化统一性。这种心态制约儒学与天主教的进一步接触,使双方无法真正对话,而作为一种认识论模式的"对话"在近代早期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真实存在。本文亦对文化交往中的"对话"模式的内涵提出设想,认为反思"对话"在历史上的缺失将有助于当下之人更重视对话论和有意识地将交往模式导向对话。

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

明末清初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儒者——如陕西的文翔凤、广西的王启元、江西的谢文洊、河北的魏裔介等,他们在儒学信仰之外,在宗教问题领域亦别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关注。主要有三点:一、他们积极主张"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建立"孔教""儒教";二、他们对"天""上帝"等宗教问题的观念表述,应是晚明清初儒学与宗教互动格局的一种生动反映;三、他们应对外来天主教的态度各异,或从传统宗教或从理学本位的角度来排斥或评价外来新宗教。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新动向足以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

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立足于"平民"身份写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后学,肇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之前曾有人将此派思想称作"王学左派"或"民间派儒学"。嵇文甫先生以"左派王学"为书名,影响较大。立足于学者思想倾向分派,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为代表,论及现成派系统、归寂派系统、修证派系统、湛门派系统、批判派与复古派、东林学和刘蕺山六大系统。以上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但黔中王门学派之存在,历历可考,不容忽视。

“求同”与“存异”:明清之际儒学社会性格的转变

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是传统儒家士人的最终职志,因此他们必须时时与他们的行道对象——同处于此世的社会大众保持联系。这种联系与儒学的内在逻辑和外缘环境两方面同时相关。在不同时代,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是变动不居的,儒家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动而表现为接纳大众或疏远大众两种倾向,即所谓"求同"和"存异"两种社会性格。明清之际,儒学的理论重心出现了从"道在人心"到"道在六经"的转移,同时又处在社会经济大发展和明清鼎革剧变的外缘环境中。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社会性格从主动地"求同"转变成为有意识地"存异",从主动地接纳大众调整为有意识地与大众保持距离。以往的研究通常将清代考据家埋首故纸、不问世事的姿态解释为政治压力的结果。这自有其依据。但是如果把考据家的不问世事理解为始终与一般大众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的话,那么他们的表现也许就不全是因为政治压力的"被动"姿态,而更是一种"主动"选择。

《诗经》“二南”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兼论明末清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明末清初是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时期,在经学文学化过程中,文学不断从传统经学中汲取养料,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经学通过文学的生动表达,拓展了经学本身发展的文化空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引用《诗经》"二南"的诗句,直接影响着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以及小说伦理的特殊指涉等,使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强烈的经学化倾向。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经学化的原因复杂,一方面,时代变革过程中经学裂变对文化进行自我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用文学的心态观照经学,在文学召唤中对经学做出了应答。

明末清初中州诗坛的文化背景与心态构成

明末清初,诗歌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色。就中州一地而言,可谓名家辈出,但也贰臣频现,有着典型的易代文人的人格心态,这与中州文化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梳理其文化背景、心态构成对诗风流变的影响,对建构当时的历史空间和诗坛风貌有重大意义。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从晚明文学思潮看《金瓶梅》儒释道三教合一

晚明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想。在此大背景之下,《金瓶梅》持儒家伦理观为主要创作思想,秉持忠孝悌道;借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来布局篇章、安排人物命运及情节架构。儒释道三教在小说中是糅合并存、而非割裂独立的。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

明末儒学视野下的西方文化

以明末(即从1582年利马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儒学对西方传教士带至中国的西方文明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指出中西文化的碰撞必然是主体文化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来对外来文化重新理解和建构。明末士大夫从儒家文化的基本点出发,对这样一种异质文化资源进行了重新的转化、改造和吸纳,使它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内获得一种新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来自西方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儒学式的解读。

明清之际奉教士人对耶稣形象的改造及其文化意义

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正确认识耶稣是理解基督教上帝的关键。面对明末清初入华传教士输入的充满异域文化特质的耶稣形象,中国奉教士人在中国历史典籍与文化传统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符号。因此,无法直接用儒家文化与汉语词汇去积极诠释这一异质文化现象。然而,他们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通过对道成肉身学说做出刻意的选择,强调天主降生与耶稣行实等内容,有意忽略基督受难与复活升天,努力为耶稣形象寻找能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内在文化依据,并使其具有了浓郁的儒家气息,从而开启了耶稣形象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略论晚明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

晚明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符合"文化对话"的属性。儒家天主教徒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探索,发中国近代社会和传统学术转型之先声,意义重大。

晚明“狂禅”考

晚明"狂禅"的发起者以所谓"狂狷"的姿态推行儒学平民化思想,是当时启蒙思潮的先驱,其长期所遭受的不公正的苛责,是学术的迷途。今之学者应站在客观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其应有重新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