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文精神,都主张"以人为中心",但前者着力于阐发个人的自由与诉求,而后者则力图将人纳入纲常伦理秩序的轨道。西方人文主义将人从人身依附和神权枷锁中解放出来,推动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但其纵欲主义与拜金主义也给西方文明带来负面影响。儒家人文精神构成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动力,但其对个人自主性的扼制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拓展,需要对这两种思想资源进行批判的借鉴。

用儒家“仁爱”精神调适大学生人际关系

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加剧的“阵痛”,已明显“克隆”到大学校园,贫困生群体的迅速扩容、“显富”与“仇富”心态的对立,也已造成骇人闻听、最为严重的人际关系紧张行为后果。而“仁爱”精神是儒家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仁者亲亲”强调家之爱;“仁者爱人”强调人之爱、社会之爱;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己不欲勿施人,则强调平等宽容。因此,挖掘其精华,理应能从宽容大度、平等待人、克己奉献、自重乐观有为的心态、思想、精神与人生态度方面,促进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和谐调适。

“人”与“天”——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

前期儒家可区分为“原儒”、“汉儒”两个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将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自律精神扩展至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 ,主张由“人”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 ,于是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便消解了主体性 ;其大力提倡的“自律”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为“律人”或曰“它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 ,更强调“以天为律”、“天主人从”;由此 ,不仅巩固了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既有倾向 ,而且促成了儒学和神学的进一步结合。作为其直接的结果 ,是神学的儒学化和儒学的神学化。所有这些 ,从根本上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结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 ,消解了原始宗教和原儒文化中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人本意识和主体精神 ,使中国文化它律性的自律传统进一步得到肯定乃至强化 ;而起源于原始宗教、滥觞于原儒文化中的自律精神 ,自此亦成为封建社会中长期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主体精神和文化精神。

论王冕的儒者精神和诗歌艺术

王冕是元代一位坚守儒者精神的诗人 ,无论是反映民生的时事诗 ,还是其隐逸、咏梅诗都贯穿着儒者对理想的追求 ,这对探讨王冕力行儒道的心态与其诗歌艺术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王冕的诗歌艺术是其儒家入世精神的折射 ,在其救世之心受到挫折时 。

试论古代市井题材小说的疾病观

中国古代市井题材小说,对作品人物得病原因的判断及其诊疗对策的描述透露出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道德评价,展示了民族精神传统的形成痕迹。文章通过对古代作品中疾病病因、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描述,探讨了作品中的疾病观所体现的思想价值,特别是与古代儒学文化、宗教的关系,同时对其思想局限性也进行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传统文化是近百年来国人关注的焦点话题,各种观点至今未取得一致。欲使传统文化的深入下去,必须认真辨析传统、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几个相关概念,明确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内涵上的区别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百余年来,围绕传统文化发生了几次争论,但当今公众对传统文化仍有较高的认知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具有强烈的影响,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与凝聚作用。

论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以先秦儒家为对象的分析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这一精神的具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2014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4年董仲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不乏上乘佳作。传统问题热点依旧,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研究更具时代关怀,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结合;学术反思是本年度研究新热点;《衡水学院学报》继续成为董子研究的重要平台。但本年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突破上、海内外董学研究的交流切磋方面有待改善和提高。可以说,2014年是董仲舒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

徐复观对儒家艺术精神的新阐释

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对儒家艺术精神所作的新阐释一直没有引起大陆学者的较多关注。徐氏对孔子以音乐为中心的艺术精神的形成和转化深入挖掘和探讨,不仅具有还原经典和解放儒学的意义,而且更为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方法上的重要启示。

现代新儒家早期学者的哲性诗学

学界以前往往集中于探讨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历史观、伦理观与社会文化观等,而对其哲性诗学观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在20世纪上半叶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关注,呈现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的独树一帜的文化诗学与审美主义。在人文之"思"与人文之"诗"的玄览中,他们从人生境界进入审美境界,进而对艺术心灵探幽发微。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

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

继孔、孟之后,荀子着重对善的现实化和普遍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得以实现的外在力量,开创了经世儒学的路向,对西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分别体现在性命观、儒士道统与政统精神和礼法观这三个方面。

从杜诗看中国古代“士”的人文精神

杜甫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文学领域的闪光点,杜甫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士"。从他身上折射出中国古代"士"的人文精神,即"士志于道"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感时愤世的批判精神、"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

知识分子的现代使命——杜维明新儒学思想述评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关切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 ,积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所受到的强大挑战 ,杜维明认为现代新儒家首先就要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清除糟粕 ,发扬精华 ,在吸收国内外各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杜维明为现代新儒家知识分子所作的定位在我们看来有其合理之处 。

儒家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蕴涵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重视人的价值、强调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追求完美理想的人格。通过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的分析，以探讨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以儒商精神助推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研究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我国古代形成了以“仁”为核心,表现为贵和、守信、重义的儒商精神,其此种精神特质,塑造了儒商文化以德性为主的商业模式。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需要汲取儒商文化精髓并将之融入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持。

李白诗中的“紫”

李白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和紫有关的意象,这些意象不仅仅是简单的色彩描绘,而是诗人受唐代多元文化薰染下的产物。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象,共同构成了李白诗歌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紫文化。发掘李白诗中这一独特的文化内涵,可为研究李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大时代”语境中儒家士人的精神境遇及其经典意义——以明代作家归有光为例

归有光对"前时代"的接受、在"现时代"中的孤苦境遇和他面对"后时代"所具有的开放与期待的心态,共同构成了他作为儒家士人的精神坐标,这种特殊的精神生命显示了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士人精神生命建构的范式意义和价值特征。

先秦儒家“刚”德辨微--兼论儒家“气志论”传统

在儒家之前,“刚”之为德,是统治阶层处置政治事务时所要求的重要品行。经孔子重构,刚德具有道德修养中“存志”与“克欲”等重要作用,成为儒家“气志论”思想的重要体现。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和“本心”的概念,重构了刚德在道德实践领域的培育方式和作用形式,并促成了以“心”统合气志、身心合一的道德修养解释模式。“刚”和“勇”由“心”的中介而一内一外,共同构成了儒家实践道德行为的主体德性基础。刚德的论域亦对现代伦理学有关“道德勇气”“道德坚定”等话题的讨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宋儒对尧舜时期“去凶举俊”难题的三重诠释

尧舜时期,舜曾去除了朝廷之"四凶",荐举了在野的"十六俊",此事成为舜帝的重要政治功绩。《左传》在记述这一事件时,认为尧帝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这一评价显然表明了尧之政治能力不足,严重动摇了尧的圣人地位。于是,为了维护尧的圣人之品格,宋儒对此事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重新诠释。按照宋儒的诠释向度,可以分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境遇主义三种类型,每个解释向度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各自有其缺憾。这些诠释向度展示了宋儒持有的不同伦理观念,其中包含了义务论、功利主义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