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论行政限制从业与刑事从业禁止的衔接

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行政限制从业,应将其定性为“行为罚”而不是“资格罚”。在行政限制从业与刑事从业禁止的衔接上,学界围绕《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中的“从其规定”,存在对刑事从业禁止适用的“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两种面向。应将“从其规定”作为一种“限缩解释”和行政尊重规定来理解,从而平衡和理顺两种机制间的不顺畅。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制度构建

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作用愈发显著。在此过程中,司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配合尤为重要,行政机关一方面通过事前的监督与预防来促使企业建立完备的合规体系;另一方面能够与司法机关一起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治理。然而,由于当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者在合规整改方面的适用标准有所差异,且二者并无隶属关系,分属不同系统,使得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刑行衔接在程序和实体部分均有所掣肘。鉴于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标准,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刑行衔接路径,使其更加规范和细致化,优化制度架构与营商环境。

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

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现状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我国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存在不足之处,亟待调整。以山西省为例:入罪视角下,实践中罪数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处于犯罪链条“边缘”的环境监管失职罪面临虚置风险;量刑视角下,社会危害性及可谴责性相当的罪名之间存在横向刑罚配比不均的情形,纵向链条上的事前预防与事后恢复措施亦不够完善;此外,省内针对性的刑事治理强度显现出地域偏差,环境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问题可能存在阻力。有鉴于此,司法机关应首先确保罪数理论的合理运用,避免责任定位与罪名选择上的疏漏;其次,应强化对于污染、监管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引入恢复性司法措施弥合生态法益;最后,应积极寻求多方主体的联合共治、疏通行刑衔接路线,推动基层煤炭环境问题的全域治理。

关于走私罚没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对照这一标准检视缉私执法,我们发现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近年来出现了走私财产罚“行刑倒挂”、走私货物处置难、走私违法所得“空判”等现象,实务中关于“走私货物没收、走私违法所得认定与执行”的争议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打私工作的效果。对此,笔者通过案例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力求找到问题症结,为走出当前困境提出可行的路径,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

刑民交叉研究: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共存于一案的案件,以解决同一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为依归。因而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既要以同一法律事实为前提,又应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必要。规范冲突范式和目的冲突范式从抽象的法秩序统一层面提出的“排除冲突”标准,有失空泛、笼统,既不能信服地回答规范冲突之问,也不能有效地开出目的冲突解决之方。只有立足于刑法与其前置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规范关系,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事犯罪的生成与认定机理,才能为刑民交叉问题的解决另辟理论路径,进而捍卫刑法的保障法定位,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监察调查留置措施“逆向介入”的规范适用

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程序存在衔接上的先后顺序,留置措施根据介入时间节点的不同存在“顺向适用”与“逆向介入”两种类型。在权威高效行使监察权的前提下,如何协调留置措施“逆向介入”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运行是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侦查—调查”作为非典型的程序承接,需要进一步理顺监察权与司法权、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程序、监察权威与司法公正、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通过体系审视与价值优化的理念引导,理性对待留置“逆向介入”给刑事司法程序带来的实践挑战,统筹考量监察调查与司法运行之间的关系。结合刑事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进行细致梳理并化解可能带来的程序阻滞,遵循“法法衔接”的精神内核并确保权力运行的协调性,一体考量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程序并使之尽可能并行不悖,理应成为监察调查“逆向介入”之下规范适用的应然选择。

行刑交叉视角下内幕信息刑法认定的理论透视与规则重构

内幕信息认定理论的行刑衔接尚不充分,导致现有规则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逻辑与问题也未得到充分阐释。内幕信息需具备确定性和相关性,二者应纳入重大性之内。确定性要素既包括传统上的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也包括重大事项的发生概率;相关性要素既用于排除过于宏观的信息,也可作为内幕信息分类研究的理论依据。作为法律推定媒介的内幕信息形成时点无需考虑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应与行政法中的内幕信息管理期起点相一致,以分类别差异化的实践做法为参考,作为监控内幕交易的时间起点;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幕信息形成时点对应刑法中内幕交易的禁止期起点,应将重大性中的信息准确性、完整性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关注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差异。

行刑衔接中的检察监督机制构建——以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为例

2000年国务院开展打假联合行动,首次提出行刑衔接。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当中最具代表性。基于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行刑衔接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检察监督不到位是导致衔接不足、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行政执法前置过程中检察监督不到位、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案件移送的检察监督不到位、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不到位、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刑事司法追诉检察监督不到位。针对此问题,构建一种全新的检察监督机制,即巡回检察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实质上的检察监督权,衔接人大的外部监督,形成监督闭环,破除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环节的检察监督不到位问题,从而为真正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和制度探索指引。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近年来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两法衔接存在相关衔接规定位阶低、证据转化规定不完善、检察监督不力等问题,不利于两法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两法衔接制度的完善,一是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如何使在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材料适用于刑事诉讼等程序性问题,作出细化规定。二是要制定证据转化制度,对在行政执法中搜集的言辞证据一般应重新取证,实物证据则可以在审查后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三是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完善监督体系。

刑事诉讼中程序与证据关系再审视——评“程序二元、证据一体”理论模型

有学者提出的“程序二元、证据一体”理论模型面临着显著的可行性障碍。作为程序与证据关系集中典型的举证责任规则,有着程序性基调、权力制约性与权利配置性、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的链接功能以及与法律事实的紧密关系,据以透视程序对证据的基本规制形态。证据、程序规则具有抽象性,证据制度的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技术性规定的建构性等特征。程序与证据关系的演进趋势与恒定因素统一于程序对证据规制作用的不断强化,体现着法律价值目标和政策指引的底层作用。陈光中教授“动态平衡诉讼观”基本理论与价值,阐发、强调了刑事诉讼法领域内诸多重要平衡关系的动态建构的意义。因而“程序二元,证据一体”主要障碍在于过分强调证据的相对独立性,实现“证据一体”必须基于相类的程序环境土壤。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行刑衔接机制研究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均存在着行刑衔接机制不畅的问题。实体法上表现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罪”与“非罪”难以界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过失犯”未予规定,非法交易渔获物行为的构罪标准单一;程序法上则表现为行刑证据转化、案件移送等方面存在困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关规范滞后和阙如,刑事优先原则泛化适用,环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切入对于“长江十年禁渔”的行刑衔接机制进行调适:在实体层面,应当注重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并行,从廓清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增设过失损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明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三维入罪标准等三个方面完善立法路径,并且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解释进路。在程序层面,则要立足于“三位一体”的程序配置,重塑案件移送制度,健全行刑证据转化机制,并且要规范渔政公安联合执法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理念问题厘清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的在于保企业、保稳定、保发展,为避免“刑事程序保住了企业、行政程序罚死了企业”等违反改革初衷的问题,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必须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为此,必须首先厘清涉案企业刑行衔接的四大理念问题,首先,不起诉后给予行政处罚,因根本就不存在刑罚,故刑行衔接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因刑法与行政处罚法在规范保护目的和处罚种类上的差异,故刑行并罚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再次,即使承认理论上刑行并罚具有合理性,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明确刑行界限仍然具有必要性。最后,至于实践中孰先孰后的问题,考虑到司法重公正、行政重效率,建议采用“刑事优先为原则、行政优先为例外”的规则,从而确保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程序相协调。

企业刑事合规程序的立法思考

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现实需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讨,呼唤刑事诉讼法及时作出回应,尽快启动修订法律的工作,从立法上确立企业刑事合规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可采用专章规定与一般规定相结合、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相结合的模式,在特别程序编中增设“企业刑事合规程序”,同时对刑事诉讼法其他相关条文进行必要修改和补充。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核心关切在于程序出罪,为此可对现行法上的裁量不起诉制度加以体系性完善,具体为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改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激活核准不起诉制度,以应对大中小微企业实施的各类刑事案件。增设企业刑事合规程序,还要处理好企业合规整改的刑事、行政衔接,做到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互不越界而又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