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数据安全视野下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数据安全领域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种治理方式。两法衔接直接影响企业数据安全的治理成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推进,加剧了数据领域行刑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界分规则不清、监管措施与移送动力缺失以及合规整改中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职责不明。为助力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高效运行,加大企业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在明确数据安全行刑衔接基础法律问题的前提下,确立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落实对涉案企业的行政从宽处罚,进一步健全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回应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现实需求。

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思考与完善进路——以63件不起诉案件为研究对象

检察机关对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后置型”的犯罪治理模式,行刑反向衔接不仅能够填补不起诉决定作出后“不诉了之”所留空白,还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其背后折射出从重刑轻行向行刑衔接转型、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治理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等逻辑。但在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出现了行政处罚时效判断标准不一、内外部移送缺乏明确规定、被不起诉人和被处罚人的定位混乱、存在不刑也不罚追责盲区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当前行刑反向衔接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及原因,进而在制度设计、平台建设、统筹协调等方面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证券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与行刑衔接--以“阳雪初内幕交易案”为例

证明标准是影响实体裁量结果的重要证据制度,证明标准的不同是同一案件的裁判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我国学界对行政证明标准存在多元论与一元论之争,现阶段立法缺乏对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明确规定,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程序对同一事实能否作出不同评价存在疑问,“阳雪初案”即为一例。行政与刑事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程序,理应独立适用各自的证明标准。并且,对于证券违法案件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标准。明确证券行政刑事处罚的证明标准对严格依法执法,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立法完善研究

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对衔接机制进行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初探——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问题是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完善该机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检察权的性质问题。本文即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在评析学界各种观点后,提出检察权属于行政权结论;并以该结论为基础,进一步阐释该机制的应然模式和在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建议。

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乏力,折射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重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其中既有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判定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健全等客观原因,也有安全监管部门自身素质不过硬、公安机关选择性执法等主观因素。打通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制度梗阻,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大环节共同发力。首先,突破传统的依附型立法模式,明确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及其相应的罪量标准,并在刑法中增设安全生产危险犯;其次,需要制定《安全监管部门移送涉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工作规定》,并出台配套的行政执法证据规则;最后,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案件调查与裁决相分离机制以实现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外部的监督制约。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文本

从行政违法和犯罪行为之间"质"与"量"的二元关系出发,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取证主体的规范分析入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无需转化。然而在行、刑衔接中证据材料可直接移送的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几类实物证据。未来的行、刑衔接中为了使证据的移送有序、顺畅,应尽快实现行、刑衔接中证据种类的统一,同时对此类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排除规则的标准也应兼采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取证、排除规则的双重标准。

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建设整体仍然滞后,要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就必须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统一侵权物品的价值计算标准,整合执法衔接的法律依据,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统一证据转化标准及案件移送的时间结点和所需要的具体材料、手续。

社区矫正机构刑事执行权探究

社区矫正机构行使刑事执行权的行为包含监管、教育、帮扶以及不得已时的惩戒,本质上是司法行政权。本文旨在通过阐释社区矫正机构发展历程、分析社区矫正机构履职行为性质来厘清社区矫正机构的刑事执行权,在此基础上探寻重新配置社区矫正机构刑事执行权的路径,期冀对刑事执行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裨益。

智能一体化:再犯危险性评估的模式选取与体系建构

再犯危险性评估在量刑与刑事执行中的应用愈发广泛,其评估结果是刑罚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再犯危险性评估呈现出评估机关二元分化、评估模式多元并存的现状。不同评估模式在二元体系内交叉适用不仅限制刑罚效率,而且影响刑罚公正。基于刑罚效率与公正的考量,宜选取智能化评估作为我国再犯危险性评估的统一模式,促进司法行政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智能一体化评估模式的生成具有权力逻辑、实践逻辑与技术逻辑。智能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应遵循其生成逻辑,通过建构技术性正当程序规制算法权力,建立“常设+派驻”的组织形式以满足实践需求,建置全要素的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流程以发挥技术优势。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行刑衔接监督机制的影响与启示

我国现行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监督机制薄弱的问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行刑衔接监督主要依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实现,但该种监督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晰、缺少强制性监督措施等不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委通过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实现了对公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可以从监察范围、监察线索来源、监察措施等方面对行刑衔接监督机制进行完善。

司法警官院校刑事执行专业群建设探索——以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为例

刑事执行专业群建设是司法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核心所在。近几年来,国家对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出新标准,监狱工作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迫切需要融合与创新,面对这些新要求、新问题,为促进司法警察类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彰显司法警察类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应从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师教学队伍质量提升、产教融合、社会服务等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责任竞合与行刑衔接

目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刑衔接仍存在衔接标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应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立场,首先判断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然后判断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采用质量差异理论区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竞合,包括先罚后刑和先刑后罚两种情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不存在法定中止检查情形的,税务机关可以继续实施税务检查;根据是否需要等待司法文书结论的具体情形,税务机关决定是否继续作出行政处罚。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的有关思考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以来,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现象日渐受到公众关注。本文主要从行刑衔接的法律依据、程序、证据转化条件和原则切题,指出了行刑衔接不畅,存在法律制约,以及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配套监督审查机制及激励考核机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素质有待规范等问题。由此提出了完善行刑衔接法律规定,建设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完善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开展联合执法等建议,以期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

公安机关双重行为与行政诉讼浅析

公安机关具有的刑事司法和行政管理双重行为互相联系、互有区别。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存在着严重的形式和内容的分离,这有规避行政诉讼和介入经济纠纷两种情况。准确界定这两种行为,对实现行政诉讼和功能,维护和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其准确及时地行使刑事司法权,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

网络暴力自诉案件中的证据供给与风险预防

惩治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空间需要多方协力,更需要刑事司法作为其最后的防线。网络暴力犯罪主要涉及侮辱、诽谤,两个罪名均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网络暴力自诉案件存在三重悖论: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与起诉的确定性之间的悖论,国家主动追诉与尊重被害人选择之间的悖论,自诉人取证能力的有限性与证明的严格性之间的悖论。增强对网络暴力被害人的证据供给,有利于在惩治网络暴力和尊重被害人主体地位之间寻求平衡,且符合“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立法定位,并不至于过度侵犯公民的言论表达空间。应当增强内部供给,准确适用公安机关的协助取证制度;拓宽外部供给,强化网络信息服务者的协助义务;完善行刑衔接,畅通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自诉的途径。同时,还应当注意预防证据供给中可能存在的若干风险。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治高速发展的年代,刑事诉讼应当改变“以公诉为中心”的立法理念,加强对刑事自诉的制度构建,更好地发挥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作用。

大数据法律监督赋能行刑衔接工作路径研究

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根本是法律监督的现代化,而大数据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囿于数据来源途径较少、分析研判能力有限、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传统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双向衔接工作存在脱节和漏洞。应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内生数据和外部数据,在行刑衔接工作的正向衔接和反向衔接中分别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比对碰撞发现监督线索,实现对行刑衔接工作的双向监督,减少“以罚代刑”“不刑不罚”的情况,提高检察机关对行刑衔接工作的法律监督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