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

黄侃古本音说认为,声母与韵母的洪细是相和谐的,上古音最初声母和韵母都是洪音,中古音的细音,是最初的上古音变化的结果。古今声音的变化,声母变则韵母也跟着变;韵母变就说明声母已经变,声母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声母后头i介音的产生。这是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综合考察大量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现象,并继承清代古音研究精华而提出的。一些用现当代古音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支持声韵相挟而变理论。这个理论启发我们对古今音变发生"条件"的通行说法提出怀疑。古今音变"条件"可以有新的解释。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天人三策》思想及价值新探

《天人三策》既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天人三策》揭示了汉武帝在执政初期的一些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他后来在执政方面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在这几篇策问中找到其思想滥觞。汉武帝在这3篇策问中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董仲舒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策对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本人的施政方针以及汉代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象征主义诗论与“象外之象”论

中国古典诗论里的"象外之象"说和现代的象征主义诗论都是关于诗歌借助意象来表达情思的理论,故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即都注重诗歌的暗示性、朦胧性、抽象性以及因此形成的超越性。另一方面,虽然两者都致力于对诗歌艺术审美潜能的挖掘,但其艺术追求方式和产生的审美效应是有区别的。从中国诗论史看,古典诗论与现代诗论之间存在断裂现象,却已呈现出贯通的趋势。

温故而知新──古代汉语教学的一点体会

古今汉语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学习古代汉语,重点是掌握二者之异。这些差异有些在方言、成语里还存留着痕迹,温故而知新,把已知的知识和未知的知识联系起来,融会贯通,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

古代汉字形体歧异现象的处理——兼对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某些注释商兑

本文以王力主编的教材《古代汉语》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注释中值得商榷之处为例，说明对古文中经常出现的汉字形体歧异的现象，在进行注解或编纂辞书时应注意结合具体汉字的产生历史、形体结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加以较全面的考察，才能尽可能稳妥地把各类性质不同的古书汉字形体歧异现象区别开来，并给以准确的解释和说明。

“斗联”在近体诗歌习作中的引途借径作用及教学实践设计

引导学生进行近体诗歌习作,可借助“联句”“诗钟”等成法。限时、限韵、限题的“联句”和“诗钟”,是实践证明了的熟练运用诗律、磨练写作技能的有效途径。针对高中学生实际,对“联句”“诗钟”实行课堂化改造,适当降低难度,简化规则,科学组织,能够以便捷可行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近体诗歌的习作。“斗联”过程中学生熟练运用诗律,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方式是学生学习语文的根本途径。把“斗联”用于近体诗歌学习,较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

香港高等艺术教育创建者——陈士文及其艺术思想源流探究

作为香港地区高等艺术教育的创建者,陈士文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走出”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为中国美术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陈士文的艺术生平及其在中国香港新亚书院的艺术教育实践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其“四重四强”艺术课程教学特色,分析其“融合中西,以中为主”“串联古今,以古为纲”“艺术本位,以美育人”的艺术思想。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