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诗经》中“有”字用法新探

“有”字在《诗经》中一共出现了557次,作为实词时出现293次,作为虚词时(其中包括既可作实词也可作虚词的情况)共出现241次。“有”字作实词时可分为动词、通假为“友”字、通假为“又”字、通假为“域”字、与其他字组合作专有名词以及作形容词6种类型,“有”字作虚词主要指的是“有”字作音节助词的情况。在结合具体诗句明确“有”字词性、辨别“有”字含义的基础上,可分析出“有”字在充当诗句句法成分、衬足音节以构建诗体,以及配合套语构建这三个方面的语法功能和文化内涵。

《榕坛问业》引《诗》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作为黄道周的代表作,《榕坛问业》的讲学内容涉及理学、易学、历法、乐律、《诗》学、礼学等多个方面,其中大量引《诗》内容值得关注。通过对书中引《诗》部分的搜检和统计,可分析出《榕坛问业》引《诗》的特点有三:一是引《诗》较为灵活,形式不拘,但语言简约对称;二是多引二《南》《风》和《雅》诗,较少引《颂》;三是常引《诗》与他书互证,特别是《易》和《春秋》,三者互为表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该书结集情况、引《诗》目的和黄道周个人学识等方面息息相关。研究《榕坛问业》的引《诗》,有助于探究黄道周的《诗经》学思想。

曹操创作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

从曹操创作的保存至今的作品统计来看,共引《诗》26次。曹操的引《诗》,有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继承,但在引《诗》的形式、语境、情感参与方式和程度等方面,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发展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直接引用的形式减少了,概括性引用的形式增多了;实用性引用的比例减小了,文学性引用的比例增大了,引用的情感色彩与审美特征增强了。这对当时文人与以后文人引《诗》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原因在于他既深受传统因素制约,又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所以,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审视,在对我国古代文人引《诗》传统的传承发展上,曹操创作中的引《诗》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春秋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春秋十家诗学评说

春秋"赋诗引诗",是中国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表面上公卿赋诗,千人一腔,实则各有特色。本文从春秋众多的赋诗、引《诗》者中,选出最为突出的十家,名之曰"春秋十家诗学",并对十家各自的特点一一予以评说。十家诗学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诗无定指"的诗学观念,与寻找主观情志和客观存在之间意义联系的基本思维方式,他们对诗意不汲汲于义例训诂,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这种解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

论刘向诗经学之家法

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毛诸家中属于哪一派的问题 ,历来聚讼纷纭。本文首先重新考察了汉人重家学、四家诗异同、以诗证事与引事明诗的区别等汉代诗经学的基本命题 ,澄清了若干旧观念 ;其次 ,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刘向现存诗说的基础上 ,逐条分析刘向《诗》说的经学派别 ,发现刘向《诗》说与四家诗分别有同有异 ,刘向对四家诗说确实是兼收并蓄的。刘向诗经学归属的复杂性 ,说明了重新考察汉代经学的真面目的重要意义。

《古诗十九首》引《诗经》考论

《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形式包括词语、意象的引用,句子和语意的化用等方法。《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运用明引和暗引两种独特的方式;抓住《诗经》四言到五言发展的契机;所引用的内容大都充满伤感色调。《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作用在于所引符号的嵌入,不仅暗示出诗中未申明的意义,扩大了文本结构的张力,而且揭示出《诗经》与《古诗十九首》的五言诗体和感伤主义风格的渊源关系。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诗经》桑物象文化意蕴浅探

桑在《诗经》中是一类出现频率很高而且明显具有特殊文化意蕴的物象,写到它的地方往往与尊崇恭敬的情绪、美好高尚的事物以及情爱婚姻有关。这种特殊的文化意蕴与《诗经》时代独特的语境分不开。它来自于原始先民的崇木情结、桑蚕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及由此从殷商开始的对桑的崇拜。这些意蕴在后世诗歌创作中有沉淀又有流变,但始终都是与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

《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文化解读——以“萧”为例

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大量的植物意象,这些植物意象透露出早期先民的民俗民情和对植物的崇拜心理。植物意象作为比兴载体,有的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是吉祥、美好、幸福的象征,得到赞美,有的具有美好的味道,可以食用,有的具有药用价值,被用来预防疾病,防止感染。其中"萧"作为蒿类植物,在《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因为"萧"具有馨香的味道,能够预防疾病,同时先民认为它能通灵,所以在古代"萧"用来祭祀,后来"萧"逐渐演化,又有了比喻贤臣明主和思念这两种文化内涵。

《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清代常州学派对《诗经》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常州学派是清代重要的学术流派,在《诗经》学领域多有创见。该派倡导今文经学,在治学方法上兼采古今汉宋,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说与时代发展相契合,体现出关照现实、干预时政的强烈意识。常州学派各成员在研究思路、方法上的创新,对清代《诗经》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在《诗经》学史上承前启后,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宋代藏书诗的创作及文化意义

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为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作出重要影响。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论《诗经》中的植物与农事主题的文化内涵

在《诗经》305篇作品中,许多篇目与植物有关,而又有相当一部分植物在农事主题中出现。梳理、分析《诗经》植物的文化渊源、农事主题中各类植物以及农事主题中的植物与祭祀之文化内涵,可以管窥《诗经》中的植物在农事主题中的应用及其文化意蕴,从而透析周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诗经》祭祖诗的礼学内涵

近年来,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对《诗经》进行研究,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诗经》的美,是浸润着礼乐文化精神的理想美。《诗经》祭祖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却往往被人忽视。事实上,《诗经》祭祖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及丰富的礼学内涵。本文拟在考察《诗经》祭祖诗的基础上,试对其礼学内涵进行阐释。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