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沧源模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研究的重大议题。云南沧源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索实践出以“共育精神家园、共建美丽家园、共护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共享幸福生活”为基本内涵的沧源模式,蕴含着深层历史理据与实践逻辑,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性和借鉴意义。本文旨在深入总结云南沧源模式的创新性实践经验,为巩固提升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的实践成果,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范本与智慧。

文明自觉与历史自觉的统一——论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史观的理论特质和实践价值

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明发展理论。其突出特点表现在: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提出的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明交往理论,它将文明的自觉和历史的自觉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归根结底,该理论是一种具有真实意义的文明史观。“文明交往论”对于深化和拓展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为彰显和不断构建中华文明交往的主体意识,从而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富有洞见的中国智慧和实践途径。深入研究“文明交往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唐代有关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

中晚唐时期,基于唐与吐蕃关系,以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而产生的河湟诗歌,涉及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吕温、杜牧、李商隐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河湟诗歌产生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唐与吐蕃角逐竞争的大背景中,既记录唐与吐蕃"舅甥"两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也反映了双方的矛盾与斗争,对研究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乃至文化史、宗教史,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河湟诗歌还以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刚健质朴的风格,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论李贺诗歌的生命意识

中唐诗人李贺多病而敏感,他对生与死的认识和体验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尤为深刻,这就是他诗歌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同时,在儒家修齐治平的主流文化背景之下,李贺的生命意识还包含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个没落的王孙对唐王朝的兴衰有着道义上的责任,也有重振家道、光耀门楣的责任。李贺的痛苦正是对生与死的敏感体认和人生价值和意义难以实现的深刻痛苦。把握李贺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对于理解他的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公共空间、历史意识与主体重建——论胡丘陵的长诗写作

胡丘陵长诗以理性的批判和清醒的历史意识,穿行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注重选择那些充满吊诡、残酷和偶然性的一面,以便拆除历史的线性链条和戳破历史必然性的假面,在无限靠拢历史瞬间的书写中完成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在强烈的反思与自我反思中为主体重建寻求位置,并在体式上显示出对现代长诗写作的创新和丰富。

“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

新诗编年史写作:一种“无关批评”的批评

刘福春研究员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和历史意识,突显出注重材料和以事实说话的谨严学风。新诗编年史写作倡导公正客观的书写姿态和批评原则,发掘被遮蔽的文本和史事,还原历史现场。从新诗史文本的当代性与历史性出发分析《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与历史意识,探讨新诗编年史写作“治史”和“治学”的方法论问题,从史事文献的使用选择反思新诗史写作面临的困难,以期获得益于当代诗歌史写作的启示。诗歌史写作实践中的价值评判应当缓行,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则亟待加强,以诗歌文本为主线来反映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或许能够成为当代诗歌史写作的一种可能。

论魏源的赠答诗

今存魏源共900余首诗歌,其中有142首可称为赠答诗。这些诗歌不仅对研究魏源生平、思想等具有参考价值,其本身亦表现出浓厚的山水之兴、诗史意识、经世思想及仕途不得志的无奈。分析这些赠答诗,可进一步走进魏源的思想世界,较全面地体悟嘉道咸时期的经世思潮。

勇妓与怯将的对比——读吴梅村的《临淮老妓行》

“梅村体”名篇《临淮老妓行》以老妓冬儿为叙事主线,表达了吴梅村对明末史事的感慨,具有明显的“诗史”品格,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意识,并且“一诗双写”地刻划人物形象,代表了“梅村体”隐括史事、叙事写作的一些特点。

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女性表述及其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以来,许多女性作家以现代意识为依托观照历史女性,形成了一种不同于男性历史小说家的独特表述形态。女作家们站在男性对立面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表达了历史女性平等意识觉醒的艰难与身体反抗的决绝;继而以生命意识为表述核心,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诗化意境,更凸显了女性文本的存在主义哲思。这种女性书写的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诗意与激情中的历史意识——论谢冕的诗歌批评

作为“崛起”派批评家的首要代表,谢冕的批评以贯穿强烈的历史意识为特征,这种历史意识每每在缺乏充分的话语表达空间的情况下,以诗化人格和诗性体验为支撑获得个人化的表达,成为当时知识生产的奇观。

托马斯·怀亚特宫廷诗的女性意识与性别书写

欧美学界通常盛赞文艺复兴的性别形象,怀亚特诗歌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英国典型。怀亚特的赞美诗和讽喻诗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识和性别书写。前者内敛的特征体现了宗教改革和君主王权对男性主题的权力制约,后者揶揄的态度反映了历史主体和女性视角对性别意象的政治隐喻。从这两个层面解读怀亚特宫廷诗歌,揭示其男性书写的女性意识和政治生活,从而进一步探讨其性别观念的历史意义。

菽庄吟社与上海南社之比较

菽庄吟社与上海南社在发展规模、存续时间、创作成就、声势影响等方面均旗鼓相当;然而,由于它们各自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人员构成及态度倾向各异,社团宗旨、革命要求、文化取向、诗学传承迥别,加上组织形式、运作机制、经费来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最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风貌。从本质上讲,上海南社是清末民初"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文学社团,菽庄吟社则是日据台湾时期"抗日复台"的爱国流亡文学社团,分别蕴含特定的社会内涵和独特的历史意义。

试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诗歌

古人著书以求不朽的意识在晋代得到明显体现,这促成了史学的大发展,并表现出文人兼综文史的特点。由此,晋代史学在诸方面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以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来看,诗人的创作常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诗人还借用史家手笔歌咏史事,体现出史学意识。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晚清文学思想对传统诗学体用观的超越及学术史意义——从“诗界革命”到“摩罗诗学”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思想多以西方思想文化为其理论资源,或倡导革新传统的“诗界革命”,或建构破旧立新的“摩罗诗学”,从传统诗学的基本内涵着手,超越崇尚中正平和的传统文学思想,以唤起民众,救国图强。这既是诗学观的超越,也是国民性的改造,更是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创举。“诗界革命”与“摩罗诗学”的意图和方法不只具有历史的价值,更有现代的学术史意义。新的诗学观的提出,为文学发展的方向和审美旨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诗界革命”与“摩罗诗学”东西方文化异质冲突的诗学表征、以诗歌精神启动社会变革的诗之用、文学思想的革故鼎新、另一种审美范式的建立可能及其所引申的问题,值得审思。

新诗的精神及前景

处于时代转折点中的新诗,其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经过百年时间的演变,新诗的价值和规范出现了走向僵化的危险。发扬新诗的精神,再定义新诗就成了新诗创作和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诗的传统是广泛而丰富的,而最重要的无疑是自由的传统,先驱者的精神。

香格里拉旅游文化蕴涵的历史和审美意识

文化内涵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对香格里拉品牌所象征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美好境界,从文化学的角度加以研究,有利于实现滇西北藏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论文化自觉的历史担当及当代价值

文化自觉既是人在自己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空间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态度,是人的意志自由的延伸,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文化表征,是文化主体的发展基因。全面理解文化自觉的深刻内涵,思考其在文化主体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激发文化活力、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