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

实现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明确二者共为抓手、互为支撑的逻辑关系。研究结合边境牧区的地区实际和发展定位,构建“衔接理念—衔接对象—衔接内容”的逻辑框架:在衔接理念上,从多元主体外部帮扶转化为激发牧民自身动力;在衔接对象上,从易返贫重点人口扩展至各族牧民群众;在衔接内容上,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短期机制,过渡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基于这一逻辑框架,将衔接理念转化和衔接对象扩展贯穿于衔接内容中,提出拓展牧区特色全产业链、建立环境整治网格化“一中心”、建立牧民积分制、深化“三务融合”模式、发展牧区集体经济等路径。

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阶段。基于修正的可持续旅游生计理论,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定量测度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成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经济、文化、社会、环境4个层面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步调一致,但是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的水平,制约了4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②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因素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以上结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本文从优化经济与人力资本、完善制度与自然资本、强化文化和社会认同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 ——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治逻辑与制度路径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后脱贫攻坚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制度”为着力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以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政治维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意义,而且具备长远的政治意蕴;不仅要扎实有效实现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路径,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深层次问题所在,需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价值凝聚、资源配置、关系协调、社会整合、组织提升、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并呈现特定的制度势能。当然,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具备有效的政治机制保障,通过构建“责任机制—政策机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实现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提供行动框架。进一步看,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经验对国家治理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能够为我国制度创新提供一般性启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典范。

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原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后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内生发展是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中国脱贫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弱、返贫困风险高、政策依赖性强,有效实现其内生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涉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议题。将习近平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论述和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看,内生发展的实现在“硬件”方面重在优化基础设施和提升产业帮扶的效率;在“软件”方面,需要长期坚持教育帮扶,依靠人的素质的提升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而在监督管理层面,应当优化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社会统计核算,落实区域性内生发展的动态评估和检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空演进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Markov链模型,研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程度、时空分布格局、空间动态演进机制及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就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程度而言,大部分省份处于高度与极度协调状态,其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衔接程度的动态演进在时序上呈现稳步向上发展趋势,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度协调阶段的省份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空间上中西部地区省份多呈现向上转移趋势,部分省份保持“俱乐部趋同”,同时邻域环境对于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作用,衔接程度高的省份对周围省份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呈现“高高”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驱动机制具有多样性,其中政府驱动与产业驱动具有负效应,收入驱动与市场驱动总体呈现正效应。

培育乡村工匠助推乡村振兴:价值、问题与路径

乡村工匠作为特殊的技能型劳动者,是乡村物质文化的守护者,乡村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区域特色产业的生产者,农村新产业的支持者,农业农村产品竞争力的提供者,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独特价值。当前,乡村工匠队伍不够大、水平不够高、平台不够好。要建立乡村工匠认定机制、回流机制和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支持机制,实施乡村工匠职业教育计划、学徒制培养计划、技能培训计划,打造乡村特色产业、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地域文化传承基地。

社会工作在脱贫成果巩固中的动员势能研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民生工程,不仅需要以政府和驻村干部为责任主体的行政权威型动员,还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嵌入协同型动员。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时期已经释放出独具特色的专业化联动嵌入优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社会动员实践中同样能够继续发挥其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价值、合理性价值、专业性价值和灵活性价值。在具体的社会动员政策实践中,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政策动员、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和工具动员四种策略增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行动的动员规模和联动效应,从而有效释放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势能,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化处镇焦家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路径研究

该文以化处镇焦家村为调研对象,积极响应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取得丰硕的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探索焦家村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的发展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焦家村目前存在产业发现支撑力度不足、区位优势未充分发挥、缺乏特色旅游业等问题,并就亟需解决问题提出完善产业发展支撑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特色旅游业等建议,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民族地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设计

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建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是支持脱贫地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为切入点,在探讨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分析教育脱贫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衔接的成效与问题,继而提出民族地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以期为持续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质效评价与优化路径--以四川省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例

深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基于政策梳理,以四川省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样本,从巩固和拓展维度设计衔接质量、效率测算指标体系,发现:在衔接质量方面,衔接质量较好县和衔接良好县占比38%,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且衔接质量的薄弱点在于产业和人才层面。在衔接效率方面,从规模效率看,至少有42个县未达到最优效率状态,还可继续扩大投入规模;从技术效率看,规模较优的县未出现明显冗余,规模不优的县则冗余明显,部分县存在“两头失效”的情况,一头是现有规模不足,需增加投入,另一头则出现了明显冗余,需提高投入利用率,这说明可能存在资源投放供需匹配问题。此外,衔接质量较高县,效率整体都偏高。梯次推进、补齐短板,促进高质量衔接;盘活资源、调节规模,促进高效率衔接是可行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衔接脱贫攻坚成果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从源头上看,发展主体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依托。借鉴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可知,主体自觉正是推进有效衔接的核心意涵,不仅能够充实衔接力量和凝聚内生发展动力,还能创造乡村振兴氛围和集聚振兴智慧。但在实践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却面临诸多主体性挑战,包括部分主体对衔接工作理解度较低、部分主体的衔接振兴实践较慢、农民群体诉求发声较少和主体间相互监督虚置等内容。为此,理应强化主体自觉来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衔接。一方面,高效促进主体“脱贫认同”转成“振兴认同”,并确保实现“引导脱贫”指向主体“主动振兴”;另一方面,积极应用“脱贫新路”充实主体“振兴创新”,同时引导“脱贫监督”升级为“主体互督”。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现代化社会动员:特征、挑战与策略

社会动员是有效推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方法。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动员在动员政策、动员效能、动员融入度、动员接点以及动员目标等方面有其自身特殊性。基层社会动员掣肘于民族动员政策衔接机制不健全、民族自治区域基层社会动员组织结构脱嵌、民族地区社会动员工具选择单一,以及动员治理场域环境排斥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亟需建立以提高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效能为目标导向的优化机制。首先,通过深入跟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实践对接机制,及时防范边缘性、规模性返贫,建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动员举措相匹配的精准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强化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主体权威性,积极提高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客体主体性,构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生态关系格局;再次,坚持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方式的灵活性与动员载体的多样性,提升民族地区现代化基层社会动员能力;最后,坚持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巩固脱贫成果理念,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规模效应。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贫困治理探析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贫困治理工作进入新阶段,贫困治理的主体、对象和区域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相对贫困的多维性、返贫发生的可能性、内生动力和能力提升的缓慢性、外部环境的挑战性等成为两大战略有效衔接中贫困治理面临的突出挑战。为此,要通过构建贫困识别与监测预警机制,密切关注易贫群体;推动政策转型衔接,提升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强化产业就业益贫作用,拓宽低收入人口致富渠道;培育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实现贫困群体内源式增收等措施,着力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顺利转轨。

六盘山脱贫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党中央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入乡村振兴起步阶段设置五年过渡期的基本要求。六盘山集中连片区是脱贫片区中自然条件最为严酷、经济基础最为薄弱、相对贫困程度最深的片区之一,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巨大挑战。宁夏和甘肃两省(区)的原深度贫困县集中分布在该片区内,通过数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典型分析法发现,该片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返贫致贫风险很大、固有特殊困难长期存在、非理性消费触目惊心、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农户自身动力不足、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等都是该片区巩固脱贫成果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从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乡风文明建设、探索防止返贫机制、构建产业增收机制、激发农户内生动力、识别多维贫困、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方面提出应对挑战策略,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貌”的目标,做到促进该地区高质量发展之目的。

后脱贫时代贵州省贫困地区脱贫成果巩固中的韧性治理——以黔西南州为例

后脱贫时代探讨贫困地区的韧性治理问题,是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将有助于建立健全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该文以黔西南州为例,主要从经济韧性、文化韧性、社会韧性及环境韧性4个维度出发,对贵州省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践路径进行有益探索。通过建立多维韧性治理体系,增强贫困地区应对复杂自然和市场风险的韧性,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新视角,为推进公共治理语境下“善治”提供理论参考。

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湖南模式及其持续优化路径——基于湖南省脱贫攻坚基础数据的调研分析

湖南省脱贫攻坚显著成效的取得与法治保障密不可分。其主要采取制定脱贫攻坚法治保障领域地方立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压实各级主体责任等方式实现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但脱贫攻坚成果法治保障仍存在短板,如涉贫领域微贪腐问题处理纪法边界不明、主体责任到村级层面“鞭长莫及”、涉贫信访化解方式单一、责任落实欠佳等问题。未来法治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可以从制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立法构建刚性法律约束、压实村级涉贫法律责任、完善涉贫监督机制、依法化解涉贫信访等方面有力推进。

南疆四地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研究

南疆四地州作为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战场,其巩固脱贫成效关乎新疆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事关新疆长治久安,事关新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2020年10月,南疆四地州贫困县全部高质量退出贫困县序列,南疆四地州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然而,南疆四地州脱贫基础还不牢固,脱贫群众持续增收机制不健全,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群众脱贫内生动力还有待加强,脱贫群众返贫风险较大。建立健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机制、激励脱贫群众内生动力机制,着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以期推动南疆四地州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