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家”郭道晖教授的法理求索

郭道晖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法治思想家,在法治、宪制、人权等领域卓有建树,做出开创性贡献,被尊称为“法治三老”之一。在法治论方面,他深入探究法的本质内涵,明确法与法律的区别,将法的时代精神归结为人权与自由,率先且形象地指出“法制”与“法治”区别,积极推动“法治”入宪。他较早地提出中国法治社会的理想前景与现实基础,率先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论断。他有着极强的立法实践问题意识,率先开展立法理论研究,较早地提出法律民主化的要求和原则。在宪制论方面,他论述了宪制的理念和精神,倡导社会主义宪制之路,提出立宪之后贵在行宪。他较早系统地研究权利和权力的关系,首倡权利推定理论,原创性地阐述了社会权力这一新范畴,倡导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在人权论方面,他系统论证了人权的重要价值和基本内涵,重视政治人权的独特价值,详细论述了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及具体机制,是推动“人权入宪”的法学家之一。郭道晖精湛深刻的学术思想、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大胆创新的理论勇气、正道直行的学术风骨成为当代法学学人的精神标杆。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党内法规?--从党政关系的宪制功能视角切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关系是中国宪制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实践演进,体现了党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党政关系的完善与党政机构的统筹设置,彰显了党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定科层制特征的宪制意义。其构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础,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化。党作为先锋队的政治定位,要求党内法规加强政治领导,强化实质性的价值判断,这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差异并相协调格局的形成。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当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论宪法信仰的价值及其树立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是依宪法治国,树立起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仰是对公众宪法情感的最高要求,是树立宪法意识的最高层次。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奠定良好的精神底蕴。面对宪法信仰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缺失,切实实施宪法,树立宪法权威,是树立宪法信仰的关键之所在。

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宪政

社会契约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石,影响着西方宪政的产生、发展。本文从社会契约思想及其与西方宪政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宪政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契约思想在我国的推广,将会推动我国宪政的完善与发展。

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

刑事程序法治化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涉宪性",进行刑事程序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宪法的修正,触及到宪政体制改革。而宪政制度中法律秩序、司法制度、政治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样将影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只有理顺宪政、法治与刑事程序改革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宪政概念辨析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剖析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关系。

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宪政要义在于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民主则主要解决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获得方式问题。为了达成一种宪法秩序，应在宪政与民主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实行宪政的关键在于“良宪之治”，而非“宪政程序化”。

宪政国家与宪政文化

文章介绍了宪政的含义、宪政与宪法、法治的关系,分析了宪政国家以及宪政文化的概念和发展状况,提出 宪政文化在宪政国家形成阶段具有重要作用,是宪政国家生成条件之一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点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提出 建议。

论WTO规则宪法化进程中非贸易社会价值的扩张

WTO非贸易社会价值同WTO规则宪法化的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WTO规则逐步深化非贸易社会价值的过程,也是WTO规则宪法化的一种呈现。WTO规则宪法化为非贸易社会价值的扩张提供了价值基础、理论前提以及现实可能性,促使对人权、环保、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的关注程度的提升,更推动了WTO更广泛共识的达成,但同时也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未来,WTO规则宪法化进程将会继续推动WTO非贸易社会价值的扩张,但WTO规则宪法化的本身状况及其他原因亦制约WTO非贸易社会价值的扩张。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

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论纲——公共管理发展方向之初探

由于效率取向的管理主义范式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范式转型的迹象日益明显,寻求管理主义的替代范 式即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在当下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理论可行性。支撑宪政主义公共管理范式的 理论基础主要有新公共服务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多中心理论。宪政主义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为代表公 民权精神、公正与社会平等、法治与效率;其管理体制可设计为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交叠管辖的管理权限及程序性 正当的规则体系;其政府运行样态则具体表现为被动主义的行政立法、民主主义的行政决策、规则主义的行政执行 以及人本主义的行政沟通。

完善信访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从其设立时起就承载了许多职责。当前,党中央提出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建立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进一步加强信访制度法治化建设。因此,应明确信访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加强对信访制度的宪法控制,将具有本土特色的信访制度加以规制和改革,以使其更好地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中,并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规则与宪政

规则是构建秩序的基础,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加以利用并可以促进和谐的力量,透过规则还能够折射出人们的宪政理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规则的理由是非常充分而不容质疑的。问题在于有些规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考验面前会屡屡遭遇失威的不幸?规则在实施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与规则设计预期严重偏离的现象?制定具有最大效益的规则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只有在经过对上述问题的审慎思考之后,才会获得关于规则的正确认识,而理想中的规则转换成更为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获得的。

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重点在于澄清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并探讨宪法和宪政、宪政和法治以及法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交错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健全的市场机制要求配套的宪政制度建设,包括健全行政法治,完善选举制度,确立有限政府理念并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制度上确立私有产权的宪法地位,并充分保障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平等宪法权利。

论宪政的概念

如何理解和定义"宪政",作者认为并非不证自明。文章首先比较了中西法学家对宪政所作的阐释,并考察了宪政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认为现代宪政的概念模式应当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三位一体。

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的法律发展

现代性已成为当今思想话语的中心。社会批判理论接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作为分析现代性问题的框架 ,从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两个维度构筑了现代性的病理学 ,现代法制自然也在它的视域之内。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呈现出社会性功能化、私法基础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的法律发展应遵循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了解我国法律发展的进程和历史境地 ,吸纳法律发展的最新理论 ,以利益衡平为价值取向 ,确立可持续发展观 ,实现由刑法时代向民法和宪政时代的转变 ,使法治走向日常生活。

论授权立法的利弊得失

在分析授权立法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指出授权立法自产生以来,一方面人们质疑和指责授权立法违反了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尤其是违反了古典宪政分权理论,怀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各国政治和法学理论的主流又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理论,认为授权立法的危险和隐患是可以避免的,甚或有些是由于对授权立法的不当使用引发的;而事实上,授权立法在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完善授权立法监控制度、强化授权立法的民主性、兴利除弊,避免其具有的潜在危险及被误用和滥用。

论中国特色宪政

宪政是指人类创设的控制公权力行使,保障人权,保护公权力相对人权利、自由,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国家和社会治理机制。所谓"中国特色宪政",是指既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又反映宪政普适性要素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机制。中国特色宪政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以宪法、法律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行使;要求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排除一切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对司法的干预。坚定地走中国特色宪政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须。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犹豫彷徨,不能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空谈误国,我们应奋起行动,排除一切干扰,推进中国特色宪政,实行中国特色宪政。

“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

本文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出发 ,论证社会功利主义为“公共利益”提供了最恰当的定义。按照这种定义 ,“公共利益”就是全部私人利益之和 ,而法律的基本目标就是个人利益总和的最大化。尽管如此 ,“公共利益”仍然很难准确计算 ,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 ,政府计划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通过制度决定的。由于代议制民主和功利主义具有天然联系 ,议会一般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最适当决定者。最后 ,议会代表的多数人利益可能和少数人权利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议会权力及其所定义的“公共利益”必须通过宪政机制而受到限制 。

中国共产党对“盛衰周期率”的宪政探索

如何跳出历史盛衰周期率的支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执着追求、悉心探索的重大课题。从宪政的视角加以审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民主新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教训,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用制度监督与制约权力,并冲破"左"的人权观的束缚,开始注重人权建设;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与依法执政理念,全面发展民主,并突出强调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深入地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终于不仅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路,而且在宪政上实现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