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宪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西方宪法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西方宪法历史的阐释。它涉及如何理解宪法的涵义,如何理解历史上宪法事件或者具有宪法意义的事件,如何理解宪法性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先决性命题,决定了西方宪法的历史图景及其线索。古代希腊以降的早期宪法思想与宪制实践,为西方宪法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东一带的政治法制实践,对于西方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早期的宪政因子对于西方宪法制度和宪法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渊源。

论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的宪政思想

马克思对现代国家有着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人权、民主、法治、政党进行了深刻的宪政层面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宪政思想。

税收立法中的宪政理念——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为例

现代税收国家公民纳税义务日益普及,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成为宪政建设和依法行政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税收立法所体现的制约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理论基础,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具体思路。

宪政文明的理念导入

宪政文明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精神要义 ,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化程度。宪政文明的发展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综合工程 ,不仅仅停留在器物与制度这些外部层面上 ,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宪政观念在全社会的普遍确立 ,养成一种当然的宪政思维习惯和意识风格。这种宪政思维不能从实在法的内部去寻找 ,而应当将眼光投向宪政文明的人性基础、伦理精神以及自然法则等领域 ,探寻宪法文明所蕴含的普遍安全、利益刚性。

张东荪的宪政观

本文拟对张东荪政治思想中的宪政观进行探讨,首先从限制权力主张法治的基本内容、对抗调和的宪政精神两个方面分析了张民初时期在宪政观上的基本主张,其次阐述张对国民党宪政建设的态度,最后指出张发生了大谈制宪到对国民党宪政不感兴趣不愿多谈宪政的重大转变,并以张在宪政价值理念上对自由的取向所发生的偏移对这种宪政观的转变作出一定的解释。

权利的兴起与近代宪法的产生

权利与宪法密不可分。近代以前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和专指权利的词语,"宪法"只是规定国家政权结构的法律或私人契约。权利概念及专指权利的词语的出现,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活动。

启蒙的偏向和缺失: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价值转换

规范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核心理念,而不能相反。在宪法观念的启蒙和传播中,清末民初公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共和等观念体认上的偏向和误区,是民初自由主义宪政试验失败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之一,亦表明近代中国的宪政努力从一开始即发生了起点的位移和偏向:宪法观念尚未彻底世俗化,尚未落实到以人为中心,以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核心。

略论宪政主义的社会和谐观念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误读。从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来看,社会和谐观念包含了短期与长期相统一的持久和谐观念、对立与妥协相统一的对立和谐观念、稳定与发展相统一的动态和谐观念以及相对和谐与至上人权相统一的理性和谐观念。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一种“乌托邦”,我们应该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弃完美和谐的空想,树立宪政主义的社会和谐观念,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一种社会正义理念转化为现实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纳入到现代宪政与法治的构建之中。

古制大赦宪政化再造的现实基础

大赦作为中外特殊理念与形制的经世治国工具,在古代盛行了两千多年。支撑这一现象延续赓续于历史长河的内在原理和根据,是因为大赦具有奇特的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政治背景下,在法治、宪治和宪政的国家结构中,大赦由于获得了更宽广和坚实的现代社会——政治现实基础,使其在现代宪政化的再造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尤显必要和重要。这种再造在当代世界上的许多宪政国家中已有成例,古代大赦形制在中国的宪政化再造也完全可能和必要,但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之一是,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对大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895-1919年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宪政尝试

本文通过对1895年到1919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宪政尝试探索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关的经验教训。从社会阶层、宪政实现道路的争执和思想激进化及其失败三个方面来探索中国近代的宪政尝试,并对当下依法治国的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胡适梁漱溟宪政心态之比较

民国时期,在民主宪政问题上,胡适持乐观主义的宪政心态,而梁漱溟则持悲观主义的宪政心态。其差异之因在于:文化观不同,有世界主义与中国主义之别;对于执政当局的态度不同,有依附与排斥之分;对于模仿的态度不同,有赞成与否定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