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张謇法律思想及其实践

基于文献研究,提出张謇法律思想及其实践源自其人生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当时社会现实影响。张謇法律思想及实践主要涉及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地方自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对中国近代法律思想体系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重视国富民强、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及稳定有序的理念,可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略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探索

梁启超认为中国君主专制非改不可。关于官制改革,主张仿行西方,用考试制度选拔官吏;基层实行自治,官由民选;为加强中央集权,应缩小行政区域;强调法治与人治并用,司法与行政协调;司法改用三级两审制。梁氏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集中反映了他对近代复杂多变政局的思考和对国家政治改革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

辛亥革命中,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袁世凯最终成为历史的主宰者。袁氏之所以能够胜出,实力是关键因素。其中,审时度势、处乱不惊是其成功的前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把握民意、顺从民意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理想与现实——清末贵州社会变革之再思考

贵州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封建帝制在贵州的统治 ,但是 ,革命很快归于失败 ,革命的结局与革命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切 ,根源于贵州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之全国说来更加的落后和弱小。在客观物质力量的成长还未壮大到足以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的时候 ,一种渐进的和平改革道路也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而激进的。

谈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实现民主进程方面,有急进与缓进之别。1906年粱启超著文《开明专制论》,根据中国过渡时代的情况,强调新旧政体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过渡阶段,即"开明专制"阶段。"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它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解析康有为民主政体的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康有为,始终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也没改变。这是康有为对英、法、美、日等国不同政体的实例和我国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斟酌古今,考求中外"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既体现了他不懈追求和宣扬民主的精神,也充分反映了他强调和平发展、循序渐进的改良思想,同时也不可否认其根深蒂固的忠君、尊君传统思想及"三世说"进化论对他的影响。

清末民初“梁启超之问”的提出及其论争

梁启超提出的"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问题,亦可称之为"梁启超之问",它直接受波伦哈克"因以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之论断的启发而提出。在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论争中,革命党人对此一问并未给予十分有力的回应。当民国政治演绎出越来越明显的"民主专制"迹象,一些两大阵营之外的知识精英,如章士钊、张东荪、陈独秀等人,对"民主专制"或"假共和"问题作了学理性的探讨,"梁启超之问"方有了初步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