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埃及民法典》:浴水中的婴儿

亚非许多国家民法典的制定从属于亚非文明与欧洲文明冲突的大背景,埃及民法典也是如此。在调和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埃及产生了混合法院制度以及作为其成果的《混合民法典》和《国民民法典》,这两部民法典成为现行《埃及民法典》的先驱,后者并对亚非至少十个国家民法典的制定产生了影响,从而形成了新的"埃及法系"。可见,殖民主义及领事裁判权的法律成果并不见得要完全否定。

从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美国在华治外法权模式转型

美国最初以设置领事法庭模式实践其在华治外法权，通过颁行法庭章程进而构架领事——公使两级审判模式。以中世纪商人式领事为基础的领事法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财政预算不足、监狱机构缺失、领事法律知识匮乏及贪腐问题严重均阻滞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演进。为摆脱前述困境而创设的驻华法院这一职业化司法模式无疑更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进而促成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伸张。

晚清西方在华司法机构与华洋诉讼——以华洋讼案的受理与审判为中心

晚清时期,列强各国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诸多通商口岸设立各色领事法庭和法院,它们依据西方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审理以本国侨民为被告的华洋讼案。该理案模式在压抑华人正当的权利诉求,侵蚀中国司法主权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诉讼制度和审判原则在中国的移植与散播。

王宠惠法律思想与实践述评

王宠惠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在法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独到的研究；在法律实践方面，他曾长期参与立法、司法工作，对我国近代法制的改革和建设有一定的贡献。文章就王氏在宪法、国际法、民法、司法建设等方面，对其法律思想和实践作一初步评述。

论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

混合法庭是西方列强实现其在近代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近代中国混合法庭的典型．采用了当时中国衙门的组织形式和西方的诉讼模式．法庭由缺乏法律专门知识和司法经验的陪审官主导审判．它的发展与外人的不断扩权相始终，中国传统法律难于在混合法庭适用。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庭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加快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近代在华外国法律人对中国治外法权制度的认识

清末民国时期,许多外国法律学者受聘于中国政府,以改善中国之法律现状。这些在华的外国法律学者长期住居中国,多数身为中国政府职员,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和中国人民痛恨治外法权的心态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同情,他们批驳了治外法权制度的不合理性,并提出废止治外法权的合理性建议。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熙尔控杨泰记案”华英合璧全案刻本探赜——兼议早期上海公共会审公堂“审-判”分离模式

新发现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开庭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罕见中英双语全案刻本,完整记载了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两造外籍律师对双方证人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再直接询问及结案陈词等审前与审中各环节内容,对于会审公堂早期诉讼程序与审判模式等问题研究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案前身熙尔控中国御国家案发生于1862年,因原告方欠缺关键物证,本于1863-1864年间已经美驻沪领事法庭组织“会断”为原告索欠不成立,但这起本已了结的陈案在美驻京公使的授意和驻沪总领事官的同意下,依据条约确立的被告主义管辖原则于1874年再度在另一司法机构即会审公堂提起“会审”。同一案件经“会断”到“会审”即一事二审的程序表明,西人实质性操纵着租界司法机构的案件管辖权。本案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早期华洋诉讼程序有别于《会审章程》文本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早期会审公堂实有初等公堂和高等公堂凡两种。初等公堂实行华官主审-洋官陪审制。高等公堂实行华官-洋官会讯制,遵循“审-判”分离模式,即案件由华官洋官会同审讯,判决由华官独立作出。领事在早期会审公堂扮演的是“断事者”而非“断法者”的角色。

美国驻华法院:近代治外法权的另一重实践

美国最初以领事法庭为基本样式,意图寻求简单意义上国家对侨民的司法保护,但这并非其在华治外法权实践的全部。以改良领事法庭为目的而创设的,以西方职业法官模式建构的美国驻华法院,依托美国国会法案的特别授权、专任法官的遴选等,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以法律规则作为先导的基本理念,倡导依法定罪而非简单包庇、偏袒本国人的司法理念,成就了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的另一重实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法律帝国主义在东方推演的深层意图。这一进程,或可以一种司法模式的同质化来认定,但仍无法规避其以法治之外衣而行殖民之事的现实本质。

论国际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执行——以涉及《领事关系公约》的判决为重点

美国国内对执行国际法院判决存在"国际主义观点"、"国家主义观点"和"折衷观点"等不同的看法。尽管美国政府出于现实原因,敦促国内法院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但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在国内直接执行国际法院判决持否定态度。国际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执行不力,凸现出国际法院的现有执行机制的不足,也反映了美国反对国际法在其国内法律体制中直接适用的倾向。

“石礼文案”与美国对华军火禁运

1922年12月4日,美国驻华长江舰队在汉口江面查扣了一艘载有美制飞机的货轮,以违反军火禁令为由,逮捕了美国商人石礼文,并将其交由美国驻华领事法庭进行审判,是为"石礼文案"。此案是列强对华十年军火禁运时期(1919-1929)作为最重要参与国之一的美国,首次以强制的手段,查扣本国售往中国的可被用于军事用途的装备的事件。从飞机出口许可证的申请,到美国驻华领事法庭对石礼文的审判,美国国务院、驻华外交官及石礼文本人之间频繁互动,反映了禁运初期美国政府在对华飞机出口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此案发生在美国试图对禁运进行强化、态度逐渐强硬的关键时期,但其对石礼文的严肃处理却并不足以促使其他参与禁运的国家持同样的立场,禁运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