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带货”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移动通讯设备的不断更新和迅速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提高,微信、微博、短视频、直播等新的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直播带货”网络购物商业模式得到井喷式发展。“直播带货”网络购物商业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良好的商业购物体验和极大便利的同时,其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也日趋严重,规范“直播带货”中的违规行为,对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单用途型预付式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

单用途预付式消费者权益面临“信息不对称”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自由选择权、消保法第25条撤销请求权难以落到实处、债权债务处理不当、商家滥用格式条款五大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既有格式条款效力相关规则不足以规范预付式消费合同、意思表示瑕疵救济规则在预付式消费领域未发挥充分作用等问题贯穿于预付费合同全生命周期。为此,文章从预付费合同周期角度构建单用途型预付式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框架和具体路径,即推行标准示范预付式合同、建立保证金或第三方担保制度、健全消费者撤销权制度。

第三方支付的风险溯源与法律应对

目前,我国第三方支付面临市场垄断、负外部性、营利性、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与市场相关的风险,以及准入门槛高、退出机制僵化、监管标准严苛、消费者权益保护薄弱等带来的与监管相关的风险。第三方支付兼具私人与公共双重属性,其私人属性与以金融安全为先的强管控型监管机制存在必然冲突。因此,第三方支付私人与公共双重属性的失衡,成为导致第三方支付市场与监管双重风险的根源。调和与化解第三方支付双重风险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以平衡法益为出发点,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益的趋同。要构建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基点的公私法协调机制,通过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平衡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益、消费者权益三者间的关系;要促进监管科技与传统机构监管的有机融合,构建包容审慎的第三方支付监管体系;要将重要第三方支付机构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规制;要构建完善的第三方支付准入退出动态调节机制,在允许有限垄断的同时积极促进市场竞争,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有序进出创造宽松而谨慎的制度空间。

“健康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保健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老年人的健康保健需求不断增加,保健消费市场也日益扩大。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老年人的保健消费权益得不到保障,也因此引发了社会问题。为了解我国老年人保健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我国3个城市共1007名老年人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6.5%的老年人近一年内有过保健消费行为,主要集中在65~79岁年龄段,他们的总体保健消费水平较高。12.0%的老年人遭遇了各种欺诈行为,部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患慢性病情况对老年人是否进行保健消费产生显著影响。从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生产企业、社区和政府等层面提出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老年人保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推动健康老龄化的积极落实。

中国消费者法理论的再认识——以消费者运动与私法基础为观察重点

中国消费者法领域近年来呈现出较多实践问题,而这些问题单纯依靠法律文本似乎难以找到解释基础与答案。消费者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消费者运动与私法制度作为消费者法产生的基础与重要推动力,两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世界范围内的消费者运动历经百余年,从与经营者"对抗"转向对被定型为"弱而愚"的消费者持批判与否定态度,更致力于追求消费者自我成长。私法(大陆法系)或合同法(英美法系)对自然人成为消费者主体之前的人格塑造极为重要,其深刻影响着消费者法哲学、消费者法定位与消费者权利构造。事实上,消费者权利在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与中国呈现出不同的制定法脉络,并且此种权利体系受私法之固有法特性影响颇深。这一系列制度基础与因素都影响着消费者法的走向。

浅析电子商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挑战,出现了对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等权益的侵害。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被侵害既是传统交易方式下侵害消费者权益因素在电子商务条件中的再现,但更重要的是由电子商务本身的性质、相关配套不完善,企业方面,网络、技术方面,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滞后等电子商务条件下独有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对症下药,有效实施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智能时代消费者知情权的困境与变革

知情权以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为实现前提,是消费者的基础性权利。信息的不完整、不对称驱动立法者采用扩张式的立法策略,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增容迭代。但在智能时代,扩张性立法并不能提升消费者产品与服务信息的获取、理解和处理能力,反而增加了冗余信息接收成本、专业知识理解障碍和信息价值转化技术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多元共治理论为理念,通过信息智能推送、同伴式用户评价、信用体系协同创立和多元权利救济体系构建,建立工业4.0时代信息可自决、可解释、可评价、可救济的标准,推动消费者知情权体系的全新变革。

消费者权益再申明：支付方式选择权反思

以"互联网"与"数字"为载体的数字经济时代改变了传统消费支付中的现金支付与卡基支付方式,移动支付因其便捷性与安全性涌入并占据交易市场,进而引发拒收现金现象。消费者支付方式选择自由也陷入困境:支付方式本质上有别于商品与服务,以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法提供适当法律保护。支付方式选择自由要求在保障支付方式开放性的同时必须有法律对此予以明确,要求经营者明示消费者具有选择支付方式自由的义务,从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护消费者权益刑事立法的特征与评判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刑事法制在发展方向上应当作以下努力 :在犯罪与一般违法的区别上应重行为性质而轻行为程度 ;在我国立法定量的模式之下 ,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成罪之量的规定模式 ,应选择司法裁量式的综合指标模式 ;改变以发生领域划分本类罪与其他犯罪界限的做法 ;在法定刑的方面 ,改变其作为重罪的要求 ,转向适当的刑罚。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发展民营经济

针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 ,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可以辩证地理解为 :保护消费者权益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它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保护消费者权益既符合民营企业的长期利益最大化要求 ,又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 。

网络虚拟交易下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以网络购物替代传统的线下购物,而网购的特性决定了消费者和商品之间势必存在一定的距离,无法直接接触商品,只能通过商家展示的宝贝详情和已经购买过商品的买家评价来判断商品的好坏,大部分消费者更加信任后者,认为买家的评价更能展现商品。基于此,某些电子商务经营者采取虚假交易方式,制造虚假的商品评价以实现更好的销量。这种虚假交易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法律对该行为进行规制,但这些规定较为笼统,实际操作性不强。本文通过对虚假交易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保护的路径。

网络会员服务协议中格式条款的变更——以“爱奇艺超前点播案”为例

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网站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应对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当网站经营者面对公众多元的观影需求时,还需考量科技发展、商业运营等因素,并适时作出调整并完善服务内容,因此网站经营者对格式条款的内容作单方变更有其现实需求。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形式和内容规制并不完善,网站经营者恣意变更格式条款的问题突出,而消费者困于各种阻碍难以与之抗衡。网站经营者恣意变更格式条款的规制路径应从明确消费者解除权、经营者特殊说明义务出发,对预付式消费合同作专门规定,预防商业模式创新损害消费者权益。

跨境电商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随着互联网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购物模式逐渐兴起,掀起了一阵消费狂潮,但跨境电商还存在一些弊端,本文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角度出发,分析当代跨境电商现状,并对跨境电商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民事法律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法律责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因生产经营者违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二是因生产经营者违反与消费者约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探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为不正当竞争中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现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但仍存在概括性条款作用发挥有限、法律救济途径缺乏、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应进一步完善概括性条款,增加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完善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普惠金融的政府行为与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政府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促进供给、自上而下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径,与从农户需求出发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存在不一致之处。文章基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利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中政府行为如何影响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供给方立场、追求财政收益的行为逻辑以及多目标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较弱的渗透性权力,使得农村普惠金融的政策安排和政策执行中存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明确政府职能范围、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以及引导农村普惠金融走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等措施有利于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