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背景下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效果评价研究

背景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来,居民基层首诊意愿逐步提升,但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效果评价尚需进一步探讨。目的了解签约居民的首诊性评价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改善策略。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山东省三市抽取54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共4000名签约居民。采用汉化版基本医疗质量评估量表(PCAT)的首诊性维度问卷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的签约居民首诊性维度得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签约居民首诊性评价的因素。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385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48%。其中,乡镇卫生院签约居民为2086名(54.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1773名(45.9%);三个地区的首诊性维度总得分为3.49分,得分最高的条目是“您的签约机构周六、周日开门吗”(3.74分);得分最低的条目是“在非营业期间,如果您在晚上生病了,您的签约机构会有医生或护士出诊吗?”(3.05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签约机构、个人月收入、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身体健康、是否确诊慢性疾病是签约居民首诊性维度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签约居民的首诊性评价较好,但还需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宣传,引导签约居民形成基层首诊的就医观念,通过明确非工作日出诊流程、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供给能力、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共享平台建设、发挥医疗保障制度杠杆作用等措施推动居民基层首诊,进而提升签约居民首诊性评价。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医患信任困境及优化路径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行过程中,居民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是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长效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医患信任视角,聚焦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群际信任等层面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面临的医患信任困境。提出了完善签约激励和监管机制,稳固制度信任;提高履约能力,促进人际信任;转变传统就医观念,增进群际信任等优化路径。揭示了医患信任在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高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推动分级诊疗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老年人正式入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前服务沟通方式的改进

目的探讨老年人入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前服务沟通方式的改进策略。方法将115例预约试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老年人随机分为观察组58例和对照组57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于老年人试住当天讲解《试住期合同》内容后,为老年人提供2周的试住期服务。观察组以团队服务模式行分阶段服务与沟通为老年人提供试住期照护。结果试住期满后,观察组对试住期满意度、对《试住期合同》主要内容知晓程度、正式入住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对有入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意愿的老年人,采取团队式分阶段服务沟通的方式,有利于提高老年人试住期满意度和正式入住率。

上海市家庭医生“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机制的设计思路与实施障碍因素分析

上海市作为全国家庭医生制度起步最早的城市,对家庭医生签约机制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已从"以软签约为主,引导居民认识、接触与逐步接受家庭医生服务"发展到"医疗机构组合模式的紧密型签约"。本文从调整背景、设计思路、进展与障碍因素等方面系统分析了上海市"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机制的实施现状,并基于实施障碍因素分析,提出了从提升全科医生数量与能力和优化现有薪酬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建议。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区综合养老社会服务体系

支持老人就地养老是当前老年社会服务的一个核心实践。它不仅能够让老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度过晚年,维系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而且与机构照顾相比,能够显著降低社会成本。分析我国当前社区养老服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总结梳理国际上的养老服务经验,提出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建立社区综合养老社会服务体系的框架。这一框架试图将当前参与养老社会服务的多元主体纳入其中,包括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家庭(类似家庭或模拟家庭)养老、结伴(老年公寓)养老等方面。最后就政府的宏观战略规划、完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和构建良好的养老环境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对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必要支持。

公共服务“逆向合同承包”的制度选择逻辑——以广州市环卫服务改革为例

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环卫服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值得学术界与实践部门关注的"逆向合同承包"的现象。导致基层政府做出"逆向合同承包"选择的原因,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和中国基层政府的激励结构来加以解释。交易费用会提高合同外包的风险,这些风险部分来自政治—行政的双重体制,部分来自于市场体制。交易费用影响基层政府官员政策选择的途径既体现在经济维度上,又体现在政治维度上。尽管市场化可能会降低生产成本,节约组织费用,但是由此而来的交易费用却会降低基层政府官员对于上级政府重点关注又可以直接考察的政策项目的回应能力,使基层政府官员在升迁竞争的"政治锦标赛"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当基层政府官员感觉到市场化限制了他们对此类政策项目进行回应的能力时,中国基层政府现有的问责、晋升和监控机制就会使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去选择"逆市场化"的政策方案,导致公共服务的"逆向合同承包"。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含义及其主体的探究

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具有履行的继续性、期限的不确定性和内容的综合性特征。养老机构具备一定的资质,可以申办并成为合同主体,也是缔约主体。因老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和费用支付能力的不同,该合同主体与缔约主体有别。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支付能力的老年人,既是合同主体,也是缔约主体,否则,合同主体不变,缔约主体则是老年人的关系人。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改革的道路,其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就是一种最主要的实践创新。作为一种新事物和新机制,对其进行研究兼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将以往政社关系研究归纳为宏观结构、中观组织和微观行动研究,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发展出"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动态考察政府这一具有利益导向的法人行动者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的双重制度逻辑即公共发展逻辑和权力维持逻辑及其由此衍生出的多重行动策略即选择性支持和隐形化控制等,并发现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是相辅相成的,且认为在购买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并没有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进行的只是职能转移,而不是权力下放。

责任政府:理论逻辑与制度选择

依照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治理与善治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责任政府成为一种必需的政府治理选择。同时,在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的视角下,政府履行其责任却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责任政府的建构要改变抽象的概念,问责制度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在问责制的建构中必须改变问责异化现象,分清问题,明确具体的制度安排。

提高民办养老机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研究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社会问题。在公办养老机构入住难的情况下,到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是失能老人较好的选择。而现阶段的民办养老机构因数量有限、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照护服务人员素质不高和流动性大的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失能老人的需求。应提高政策法规支持力度为民办养老机构提供发展环境;拓宽筹资渠道增强民办养老机构资金供给能力;壮大护理人员队伍,转变护理观念;完善监督评估机制以提高民办养老机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

养老机构的职能再造:基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的思考

养老机构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相关政府文件和考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发现,长期以来对养老机构的职能作用过于强调其补充地位,以致机构在发展中存在定位不清、结构不合理、入住人员福利反向导向等问题,在社会养老体系中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据此认为,应根据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清晰定位并再造机构职能,使机构养老服务在承担集中供养及照护服务的同时,对居家养老提供示范和支持,实现机构与家庭、社区的互联互通,从而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科学发展。

对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纠纷及其主体义务的探究——以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纠纷为视角

近年来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日渐增多,主要分为人身类和财产类两部分。究其原因,养老机构资质欠缺、老年人及其关系人认知错误及现有法律、行政法规的缺乏,致使双方的义务不明确。合同义务有约定与法定、给付与附随之分。养老机构与入住老年人及其关系人的给付义务分别为依约提供养老服务、配备合理养老服务资源、健全个人档案和及时支付养老服务的费用。双方附随义务主要为告知与协助义务。除此之外,安全保障是养老机构特有的附随义务。

契约制度影响制造业利用生产性服务的实证分析

笔者运用"差异中差异"的估计方法,结合2008年中国省际细分行业的数据,考察了契约制度对制造业利用生产性服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契约制度是影响制造业利用生产性服务的重要因素,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利用率更高,较好的契约制度有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投入生产性服务的积极性,并且这种正向作用在契约密集度高的行业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因素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样本进行估计发现:契约制度并不是影响制造业利用金融服务和租赁、商务服务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和租赁、商务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制造业对其利用率偏低,或者是由于其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使得契约制度的作用被弱化。这些结论表明:应通过优化契约环境、完善司法制度、建设契约"软环境"来提高生产性服务利用率。

社区研究、社区养老与社会政策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回顾社区研究、社区服务及有关历史,反思中国的"社区"及其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作用。分析中西方养老模式与理念之异同以吸取有益经验,对中国式"社区养老"与西方的community care(社区照顾)以及近年来流行的aging in place(AIP,就地养老)作了回顾比较,并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探讨未来发展趋势。社区养老将成为中国养老方式的主流,但社区养老不是变相家庭养老。家庭的养老功能急剧减弱,不久的将来,当大批"空巢"(包括孤独鳏寡)老人进入高龄阶段后,尤其是需要长期照顾(long-term care)的时候,"以居家为基础"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以自我或家庭照顾为主,居家社区服务必须跟上,机构养老一床难求的局面要尽早改变。正视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后续问题,针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养老需求,大力发展社会服务(包括机构养老),这是非常时期应对"潮独"(婴儿潮出生、成为独生子女父母)一代特别突出的"空巢"家庭问题积极开展研究的必然思路。综合社会服务体系框架设计、分户不分居的代际支持方式、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等,都是与社区养老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国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经济国家"向"后经济国家"转型,为社区养老事业朝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国家"十三五"规划为此做了新的战略部署。政策研究还要注意避免这种有针对性的养老举措在将来过时而造成国家负担过重。

浅析农业科研单位职工食堂“半包服务”的运行模式——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职工食堂为例

农业科研单位职工食堂对农业科研事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职工需求的提高,食堂运行管理的模式在不断变化和创新。文章阐述了"半包服务"模式的概念,分析了"半包服务"模式的优势,提出了采购时注意相对提高团餐企业的资质、细化劳务合同中各项指标等优化"半包服务"模式的建议。

基于服务设计视角下的智能养老空间设计--以公办养老机构为例

机构养老是现代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当前公办养老机构存在的养老服务与护理资源供应不足、传统的养老空间无法满足老年人需求等问题,文章通过服务设计的方法分析问题原因,基于现有养老机构设施设备物资的物质基础上,挖掘构建智能养老空间的可能性和方法,优化服务系统,以提升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入住老人对养老机构的满意度。研究结论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良性发展,为公办养老机构过渡到智能化提供新思路。

济南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对象满意率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济南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对象的满意率,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2020年6—9月,在济南市3个县(区)中选取1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家、乡镇卫生院8家),对前来就诊的625名居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结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对象总体满意率为86.56%;乡镇卫生院服务对象一般需求满意率高于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服务距离、就医环境和就医流程满意率均低于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对全科医生了解程度、家庭医生签约是居民满意率的影响因素。结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加大对全科医疗的宣传力度,提高家庭医生签约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服务环境,切实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从而提高居民的满意率。

论送养人在养老机构服务合同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送养人在养老机构服务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实践中形成了总括式与区分式两种安排方式,并具有特定的法律和事实根据。送养人的法定义务来源于其未委托给机构的赡养(抚养、监护或救助)义务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其大部分权利来源于入住老年人权利的让与。基于代理人、付款义务人等角色的安排皆不能涵盖或说明送养人的法律地位,基于送养人法律义务的相对独立性,未来在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立法中,送养人法律地位的特定化应属必然。送养人的法律地位的特定化也将彰显养老机构服务合同具有三方主体的特殊性。

宗教机构养老:一种独特的养老服务方式——以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敬老之家”为例

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相对短缺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实现"老有所养"目标的重要障碍。在此特殊背景下,宗教机构养老作为一种养老服务的补充形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和发展。浙江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的"敬老之家"即是典型一例,它由宗教机构创办,借助宗教活动场所和教徒奉献,以非盈利方式向特定老年人群提供以精神关怀为特色的综合性养老服务。宗教机构养老受社会养老需求、宗教的慈爱精神和慈善传统、国家的社会政策、服务资源的供给、服务对象的主观意愿等因素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养老服务方式,宗教机构养老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和积极的社会价值,但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

不同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业倦怠比较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的工作负担不断加重,职业倦怠凸显。当前,尚缺乏对不同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业倦怠的差异性研究。目的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家庭医生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基层人才队伍稳定性及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方法于2020年8月1—21日,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山东省泰安市6个县(市、区)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760例,其中201例(26.4%)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工作,559例(73.6%)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工作。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职业倦怠量表(MBI-GS)对纳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760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为68.9%(524/76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别为63.7%(128/201)、70.8%(396/559)。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程度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MBI-GS总得分及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年龄41~50岁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30岁者〔OR(95%CI)=7.119(1.770,28.638)〕,月收入>4000元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2000元者〔OR(95%CI)=0.194(0.040,0.941)〕,自评工作压力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3.629(1.475,8.929)〕,自评激励机制一般、比较有效/非常有效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激励机制极不有效/不太有效者〔OR(95%CI)分别为0.196(0.052,0.739)、0.235(0.066,0.834)〕;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女性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男性〔OR(95%CI)=0.603(0.396,0.920)〕,自评居民认可度一般、比较高/非常高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居民认可度非常低/比较低者〔OR(95%CI)分别为0.258(0.113,0.590)、0.428(0.199,0.918)〕,自评工作压力比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2.320(1.368,3.935)〕。结论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的职业倦怠情况相对较重,个人成就感相对较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层面应加强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培训,提高其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层面应增加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机构编制设置和晋升机会,加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此外,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应简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