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erracotta Army Marches West

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September 13th 2007 - April 6th 2008 Images / Photography courtesy of The British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唐代士宦矛盾发展态势与士人选择

唐代士宦矛盾始于玄宗朝,后世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一虚构情节具象化,成为士人厌弃宦官干政的经典标本。安史之乱后,宦官为维护皇权立下功劳,逐渐成为帝王宠信对象,掌控军权便是最切实的奖赏。中唐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交往和碰撞是双方矛盾发展态势不同时期的反映,甘露之变则导致了双方彻底走向决裂。这样,士人的选择除传统的恐惧和疏离外,还多了一份投机式的攀附,虽然这种行为遭到士林口诛笔伐,但由于宦官权势强大,对这类士子的仕途影响并不明显。

何以治民:论汉唐循吏面临的矛盾及其选择

汉唐循吏主要面对着以下四种与百姓相关的矛盾:一是百姓利益与循吏自己、亲人等私人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牺牲私人利益,尽心为百姓办事。二是百姓利益与下属、同僚、上司、君主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以百姓利益优先,牺牲下属利益,站在了同僚、上司和君主的对立面。三是百姓利益与法律制度的矛盾,此时循吏选择为了百姓而不遵守法律制度。四是百姓与百姓利益的矛盾,对于刑事案件,循吏秉公执法;民事纠纷则以调解为主。在循吏的观念中,百姓的分量最重,法律制度次之,君主最轻。循吏在处理上述四种矛盾时,分别体现出了无私奉献、不畏权威、礼优于法、灵活权变的原则。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葛洪的隐逸思想

葛洪亦道亦儒的人格在《抱朴子》一书中格外凸显,但纵观其一生,仍是道家全身避害的隐逸思想在他的精神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葛洪系统探讨了隐逸和政治的相关问题,以“出处同归”“立言助教”“隐显任时”和“修仙求道”来消解隐逸和政治之间的沟壑。但仕隐矛盾一直都未真正解决,它来源于时世多艰和身心挣扎的困惑,葛洪以安时处顺、遁世无闷进行的身心消解也是无奈之举。

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国家视域与边疆治理研究——以清代云南水利为中心

清代云南水利发展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峰,与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绅高度重视云南水利发展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清代各朝皇帝都一如既往地重视云南水利发展,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方官员和士绅对云南水利认识更为深刻,并针对不同情形提出因地制宜的水利发展策略。正是在社会各阶层所形成的重视水利发展的意识,奠定了云南水利发展基础,为清代治理云南夯实根基,为云南深度内地化创造了积极条件。

从天子出钱到不费公帑——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庙修建模式之演变

自五代至明清,广德祠山神经历了一个从张大郎到张大帝,最后又回到无朝廷正式封号的江南区域性民间祠神的过程,考察文献记载所载张王祖庙的44次修建行为,可知由于随着祠山神地位的变化,朝廷对地方祀典管理、控制方式的不同,其修庙方式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末五代的6次修庙基本上为地方民众的自发行为,仅一次官修。有宋一代,张王祖庙的修建基本上是由官方主导的,而且十分频繁,共24次,地方信众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修庙活动,有时是自己发起,或响应地方官的号召捐助钱物,更多的是平时的香火和诞会的捐献。这使得宋元时期的信众皆强调祖庙是“天子出钱”“国家气力建造”。元明清时期的广德与政治中心相隔千里,祠山神在国家祀典系统中的地位下降,文献记载的元明清张王祖庙修建活动数量大减,仅14次。这一时期的修庙行为总体趋势是官退民进,广德的地方民众,包括祖庙的日常管理者(早期以僧人为主,明代之后主要为道士)、地方士人(包括致仕返乡者)、商人、父老等,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动员力,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祖庙的修建活动,而地方官虽然也会支持修庙、参与捐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这一修庙方式使得明清的地方官员、广德士人、民众都认为修庙应该“不费公帑”,地方士民是修庙的主力。广德民众心理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唐宋以来张王祖庙修建模式的转变——官退民进,这也是朝廷对地方祠祀的政策和地方财政制度的变化在具体的民间信仰活动中的体现。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明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新探——以驸马冉兴让受辱事件为中心

万历四十年九月,寿宁公主驸马冉兴让先在府中被管家婆梁盈女、宦官彭进朝等人所辱,次日凌晨入朝时又被梁、彭等人于东安门内殴打。一时之间,举朝哗然。朝中大臣纷纷上疏陈情,请求重处有罪之人、维护法制公正。但神宗最后却惩处了驸马及其家人,对涉事内臣及管家婆则几无处罚。公主求情亦不能奏效。看似奇怪的处置背后隐含着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日趋尖锐的现实。众臣上书虽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惜名分、重法度的核心诉求。神宗听信宦官一面之词,不为爱女主持公道,既是“皇帝—宦官”模式的惯性操作,也是以私胜公的皇帝与以纲常名教为坚守的士大夫之间的对抗。尽管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一时之胜,但此后国体陵夷、人情壅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试论明太祖的驭武思想

明太祖以武功定天下,其间武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朝廷崇其爵,丰其禄,并准其世代相袭,奠定了明初武官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在优待武臣的同时,明太祖又以礼法加以约束,要求其遵纪守法、戒骄戒奢、体恤军士、克己复礼。此外,明太祖还极为重视武臣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显示出其对武官群体长远发展的注重。明太祖的驭武观念反映了其文武合一、文武并重的统治思想,该思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初文武关系的格局以及明代武官制度的制定,对明代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唐代边疆封授的内在规范与目的指向

唐代边疆封授是政治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注。唐代边疆的“品阶勋爵”与中央官制大部分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边疆封授在等级、担责、迁转等方面的规定体现出严明的政治秩序,有着鲜明的内在规范,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随性而为,体现出了中央与边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断融合。唐朝对边疆的经营,体现了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的“天下”体系的整体构想。由皇权政治吸引边疆地区拱卫中央,最终目的不是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构建皇权文化主导的“天下”。边疆与内地的动态融合,构成了唐朝“天下”的基本形态,而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和合发展。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鸟”意象的发展变化与陶渊明的出处选择

陶渊明的一生是从矛盾到和谐的。从自由高飞的“高鸟”到身不由己的“羁鸟”,最后在自然中找到归宿的“归鸟”,陶渊明诗歌中呈现出的“鸟”意象不同形态,正符合诗人一生从仕隐矛盾到臻至和谐的过程,分别对应了每一阶段诗人的心理,是特定阶段的诗人形象化身。可以说,鸟儿陪伴了陶渊明的一生,成为陶诗中具有重要寄托内涵的意象。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与化解之道

在当下中国,由于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双重转型,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并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根由,且直指执政党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有效化解官民矛盾,重建和谐官民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文章着重分析了官民矛盾的表现形态、形成机理,官民矛盾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关系及化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