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读《宣室志》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

文学作品与时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晚唐深州名士张读《宣室志》中的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紧密相关。张读假托种种荒诞不经的异兆暗示晚唐诸多名臣的命运,隐晦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深刻揭露了晚唐时期官宦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种种政治乱象,揭示出唐代统治集团的昏庸与腐败,体现出晚唐文人对现实政治既悲观失望,又对唐王朝仍抱有些许期待的复杂心态。

小说介入牛李党争的又一篇——《李娃传》析疑

《李娃传》为唐代小说名篇,但篇首及篇末记荥阳公子、李娃事的来历是编造的,经不起考证。原来此篇服务于牛李党争,借旧有的《一枝花话》移花接木,引于荥阳郑氏之身,暗指郑亚(李党)娶娼妓为妻,以压其子郑畋之出仕。作者非白行简,当为牛党白敏中。

论李德裕与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对于牛李党争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自然就影响到对李德裕的认识和评价。李德裕在涉及科举用人,裁抑藩镇,制定边境政策等国家大义的问题上均有可佳的作为,而牛党则基本上属庸碌无为、偷安保守之辈。因此,李党的最后倒台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悲剧性。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新论

采用诗、史、文互参论证的方法,从诗人主观意识、客观行事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李商隐出身于牛党,就婚王氏为他招来误解,但仍属牛党,在依附郑亚后成为李党。李商隐依附郑亚的动机除政治倾向相同、为贫而仕外,还有希望李党东山再起的因素。

唐武宗会昌毁佛的文学记忆——兼论晚唐文人集体失声的原因

唐武宗会昌毁佛是晚唐政治史和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无论是毁佛运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还是旁观者和受害者,他们都很少在文学作品中反映毁佛事件,其原因值得深究。众多文人虽然亲近佛教,但在理智上能认识到佛教发展过于迅速带来的危害;经过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以后,会昌时期的文人普遍存在着全身远祸的思想;况且毁佛并没有给文人们带来直接的冲击,因此他们置身事外,对此事件普遍采取了缄口不语的态度。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新解

李商隐的一生与历时40多年的牛李党争相始终。但他怀抱着"爱君忧国"的政治理想,表现出的是具有独立政治见解、富有正义感的正直特立品格,他丰富的政治诗创作正是这种政治理想的结晶。由此而导致了他在朋党政治下的坎坷命运。

千古沉冤须昭雪——为温庭筠的人品翻案

温庭筠自两《唐书》给他贴上"薄行无检幅"的标签后,千余年来为世訾謷。事实上温庭筠不但不是一个无行的文人,甚至是为真理永不屈服并为之而献出一切的铮铮志士。

论晚唐小说《冥音录》思想主题与思想价值

《冥音录》是一篇充满玄机的小说,在疑惑、悬念及答案的背后隐藏着作者不便言说的历史背景与深刻意图。鬼女所授曲名、授曲目的、崔氏二女、宪宗与穆宗等人物与情节皆有非同寻常的寓意。小说应是与李党势不两立的牛党人物在特定时间节点,为了策划一个特殊而重大的行动而写的。以暗藏玄机的故事和隐言密语式的表达方式向其同党发出弑杀武宗、更立新君的倡议,鼓动宫廷政变是小说创作的目的,也是小说的主题。它的存在说明在唐代把小说作为政治工具者并非个别现象,同时也说明学界对晚唐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有所低估。

从唐代党争看早期科举制存在的弊端

科举制是研究唐代历史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将牛李党争和唐代科举结合起来考察,但极少将玄宗时期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同牛李党争结合起来探讨。将吏治与文学之争和牛李党争结合起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存在的弊端。认为唐代作为科举制创立的早期阶段,主要以文学取士,存在诸多的问题:第一,文章写作能力不同于治国经邦之道,拥有极高文学修养的人未必能很好处理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以文学取士,存在忽略道德的问题;第三,唐代科举中存在的请托行卷风气与科举中形成的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极易形成朋党。到了宋代,通过对行卷的禁止,糊名誊录和锁院制的创立,殿试制度的实行及以经义代替诗赋等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唐代科举存在的种种问题,促使科举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宋代党争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试论维州扭转唐蕃对峙局势的重要性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唐朝内乱之机入寇唐王朝边境,掠西北、西南边地数十城,陷河陇,成唐王朝后期的最大边患。在唐蕃对峙时期发生的维州事件,作为牛李两党在边疆对外问题态度上显著分歧的重要表现,唐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维州在唐蕃对峙中占有重要地位。结合唐王朝西北、西南边地形势的变化,唐王朝纳降维州,可以达到震慑吐蕃,使吐蕃遭受前后夹击,从而扭转唐蕃对峙局势的效果。

由吴湘案管窥党争对唐律实施的影响

吴湘案是牛李党争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最具代表性的案件。通过将其审理判决全过程与《唐律》比照分析可见,唐后期法律实施因党争双方对司法主导权的攫取而呈现出用弃法律的政治目的性、利用罪名的明确趋向性等特点,党争成为影响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