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论新时代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主要特征

能动司法是中国本土司法文化资源的原生性概念,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司法知识体系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破解司法难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内涵更加丰富、指向更加鲜明,体现了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法治性、协同性、综合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彰显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底气和定力。坚持新时代能动司法,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积极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司法新需求,推动形成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生动实践。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司法的政治属性:欧美法律思想史的审视

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讨论的话题。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还是政治权力决定了司法活动的性质,欧美法律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看,司法权历来是国家治权的一个部分,政治从来不缺席司法活动。以欧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古代学者认为,司法活动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则确信,司法活动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反对政治干涉司法。进入20世纪之后,欧美的法律社会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政治学对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分别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法官个性、法律与权力动力学的角度批判司法中立的虚构和幻想,认定即使在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属性仍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他们揭示出司法活动中的政治逐力与意识形态较量。

美国司法政治化现象探析

美国政治的司法化让法官能够审理具有政策意义的案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司法政治化”现象,法官可能诉诸于法律之外的标准,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催生了司法机构内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司法政治化中,美国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具有愈演愈烈的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法官任命和司法决策等方面。如今美国总统在任命联邦大法官上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美国法官基本上被意识形态划分——共和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司法政治化日益严重主要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司法机构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逐渐增强。美国司法政治化损害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运用的风险及其规制——以算法证据为分析视角

数字信息技术对刑事司法的深度介入产生了算法证据。刑事算法证据应限于“人辅机主”型的机器学习算法证据,可归属于专门性问题报告范畴。算法通过数据结构化的过程,揭示大数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算法证据是在司法证明整体主义模式下对大数据评价的结果,包括预测类算法证据、识别类算法证据和分析类算法证据。算法证据的司法适用存在三层风险:对无罪推定和自由心证的冲击;“概率近似正确(PAC)”理论下的事实认定错误性或歧视性问题;权力行使的隐化和异化趋势。同时存在双维困境:在实体困境维度,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个人数据赋权与反算法身份歧视等手段难以实现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和监管,影响算法证据合理适用;在程序困境维度,数据选择与算法设计监督程序、结果告知与解释程序以及异议或质证程序的规则阙如,制约算法证据适用实效。对此,应当以事实认定的辅助性、技术性正当程序、比例原则作为算法证据司法适用的理念指引;依据算法证据生成流程,从数据可靠性、算法可靠性角度明确算法证据可靠性的具体要素;构建取证、开示、质证与认证规则,强化算法证据适用的程序规制。

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的运行逻辑与优化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实践为分析素材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治理手段,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的确立蕴含着人大监督权扩张、法院组织成长、人大与法院互动等丰富信息。法院报告专项工作的频次、议题选择、内容构成与报告审议为把握法院专项报告制度的现实图景提供了具体维度。就实践而言,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除了承载监督功能外,还发挥着契合中国政治与司法环境的独特功能。从制度成长的角度来看,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远未成熟,尤其是一些制度机制与操作规范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优化。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将法院的日常运作与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勾连起来,是观察人大与法院现实关系的重要切口。

弗吉尼亚大学学生自我管理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学生自我管理是自中世纪大学建立起,就已形成的一种传统模式。当前,在我国创建一流大学和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学生参与管理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弗吉尼亚大学拥有悠久的学生自我管理历史。其下设的荣誉委员会、学生理事会与学生司法委员会是实现学生自我管理的3个学生组织体系。分析弗吉尼亚大学学生自我管理模式,为我国推进学生自主管理提供启示:我国建立和发展学生自我管理制度需以我国大学最基本的管理体制为前提;我国大学学生自我管理制度的建设应以“学术自由”为突破口;在我国大学已有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学生自我管理组织;将学生自我管理制度的建设纳入学校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分阶段完成学生自我管理制度的建设。

基于知识增强预训练模型的司法文本摘要生成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文本摘要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司法领域,文本摘要技术能够帮助司法文本实现“降维”,对迅速了解案件详情,获取案件要素有很大的帮助,促使司法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但是现有的摘要生成模型应用在司法文本上,生成的摘要质量不尽如人意,还存在着生成重复、冗余,与现实情况不相符等问题,特别是当行为人存在多项罪名和多项判罚时,使用常见摘要生成模型生成的摘要会出现罪罚不匹配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基于知识增强预训练模型的司法文本摘要生成模型LCSG-ERNIE(legal case summary generation based on enhanced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with informative entities),该模型在预训练语言模型中融入司法知识,并结合对比学习的思想生成摘要,提高生成摘要的质量,减少出现的罪罚不匹配情况,最终通过实验证明提出的模型取得较好效果。

论双重国籍的司法审查——基于30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法院在审判涉及双重国籍的案件时,对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国籍状态的审查有直接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审查目的在于确定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是否具有相应实体权利、是否需要适用外国法律。法院对双重国籍的审查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同时亦需保持适当的行政尊重性。针对司法审查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类案不同判、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可以从强化能动司法、出台司法解释、公布指导案例、建设智慧法院着手,持续优化对双重国籍的审查路径。

论党支持司法

党支持司法是党与司法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是党领导司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支撑。目前,实务界对党支持司法这一重大论断和要求的科学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充分、不全面,学术界对党支持司法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关注不够、研究较少。为此,科学把握党支持司法的基本内涵,确保党对司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改革司法体制、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的支持,是尊重和遵循司法规律,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同时,要充分认识党支持司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自觉抵制对党领导司法的各种片面认识,坚决防止以干预代替支持等错误做法。

环境司法的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效应

基于2008~2021年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环境诉讼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司法对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异质性.研究发现:环境司法对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司法通过政府环境执法的“联动效应”、企业环境治理的“震慑效应”、公众环境关注的“引导效应”影响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数智化水平越高、地区法治环境越好、以及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时,环境司法对多元主体环境责任协同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

环保法庭何以有效?——能动司法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推进环保法庭建设已经从司法政策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背景下,有关环保法庭的实际治理成效各方仍未形成共识,关键原因在于环保法庭提升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传导机制不明。为此,该研究以能动司法理念为基本视角,提出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府院联动”和由环境司法推动的环境议题“社会关注度”提升可能是环保法庭产生实效的主要方式,并进一步细化为“政府关注力度”“政府规制力度”“公众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四条微观路径。实证部分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1—2020年十年间135个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对当地工业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设有环保法庭的城市的工业污染排放比未设立的城市低11.9%。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力度”和“媒体关注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在发挥环保法庭环境改善功能的路径中,政府的“行”胜于“言”,且媒体舆论场的作用大于民间舆论场。异质性分析表明,2015年前后国家层面一系列加强环境法治的举措提升了环保法庭对于地方工业污染的治理效果,且环保法庭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就影响路径而言,代表府院联动的“政府规制力度”路径影响较为稳定,而代表社会环境关注度的“媒体关注度”则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据此,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提示学界基于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加强对环保法庭外部性的研究;政策意义在于,强调在坚持中央环境司法政策的同时,适度推动地区环保法庭的设立,优化环境司法制度保障,完善各方主体相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尤其是加强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人民法院能动司法的内涵要求与实践探索

人民法院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做深做实新时代能动司法。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准确把握能动司法关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积极主动作为等五个方面的内涵要求。要将能动司法理念在审判的各领域、各环节一以贯之、落实落细,从学习宣传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推进能动司法的具体路径。

寓理于情:驳案所见“情”与司法制度逻辑

“情”的使用蕴含了清代重案审判制度的思维模式与权力构造。在驳案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根据案情重大疑难与否,参与案件讨论的主体构成会发生变化,也会带来不同的思考方式。同时这种思考方式反映了清代重案审判中蕴含的等差式的权力构造,即“主者守文”“大臣释滞”和“人主权断”的等差式审判权力配比。对上述思维模式与权力构造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清代司法的权力运作样态,也可以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之外提供一种法学的观察视角。

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妨害安全驾驶罪,为依法惩治抢夺公交方向盘,暴力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满足了司法审判实际需要以及公众的安全需求。但是,妨害安全驾驶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构成要件要素不明确、立法与司法解释冲突等问题。因此,应当厘清妨害安全驾驶罪设立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明确“危及公共安全”的内涵、遵守司法解释的合法边界、采取“双重竞合规则”处理罪名之间的关系等措施对问题加以解决,以期对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合理适用有所助益。

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中国的角色担当

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和探讨国际海洋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重点分析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的国际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及各国的实践和应对,并对中国的角色担当作出重点分析阐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现代海洋法的基石,奠定了国家间在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海洋权益划分等方面的法律框架,为全球治理海洋提供了重要的法治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海洋环境的变化、科技进步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海洋法领域中出现了诸多新的挑战与问题。例如,海洋污染、气候变化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底资源的争夺、新型海洋技术的应用等,都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海洋大国,在海洋法的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和签署,还在随后几十年的国际海洋法实践中不断推动该领域的完善与发展。中国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同时,促进全球海洋事务的公平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在应对新兴海洋问题方面也进一步发挥作用和加强影响力,特别是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极地研究等领域。这使得中国在全球海洋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在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智慧司法学的学科体系构建

在新文科建设中,智慧司法学应当作为数字法学或计算法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予以独立建设,且强调以实践为导向、法学与信息科学融通的建设路径。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智慧司法建设,提升司法效率以及司法工作的数字分配正义、数字程序正义、数字互动正义和数字信息正义。在知识结构上,智慧司法学包括智慧司法基础研究、智慧司法管理研究、智慧司法科技研究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和九个细分领域,旨在系统解决智慧司法建设中法治要素与科技元素的功能耦合、制度耦合、结构耦合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应当融合法学学科的规范法学研究范式、法律实证研究范式,吸收科技伦理学、计算机科学、电子政务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倡导交叉学科研究。智慧司法学的学科体系构建,目的在于以司法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最终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插上“科技的翅膀”。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制度探析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为促进中心内的司法保障,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AIFC宪法规章》批准设立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并同之后相继通过的《AIFC法院条例》和《AIFC法院规则》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司法架构进行创设,对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法律适用规则、诉讼程序规则及承认与执行规则予以明确。我国同样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但其正处于探索阶段,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司法规则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国可从推动法官选任的国际化、实行审级制度的统一化及保证执行机制的高效化三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法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