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国际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启示——以《共产党宣言》为文本分析

《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的国际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资本家剥削要求工人阶级国际联合、将国际联合与民族解放相统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追求人类解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当今世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呈现出新的形式、特点,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对于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启示:坚持把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作为世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理论基础,坚持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坚持创新联合形式以加强世界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重估与自省

抗战时期,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关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回看国民革命,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相同的盟友,类似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境遇促使中共对自身过往作出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有了直面历史的可能。一般的历史叙述都会强调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后半段,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失去了革命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抗战时期,中共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因而各方面工作有了充分发展。但重新审视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与表述,却并不完全与既定的历史表述相吻合,相当一部分人更多地抱有正面的观感。对于国民革命的反思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持而完成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因素,批评又相对克制、含蓄。历史运行实态、抗战时期中共对大革命的认知以及后来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透露出历史深处的复杂与微妙。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抗战中的续范亭: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全面抗战的战略举措。该组织主任委员、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是广泛联系各党派各力量的灵魂人物。他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和抵制阎锡山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他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勇于揭露和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坚决服从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决定,与党和八路军干部建立了深厚友谊。续范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典范。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在借鉴吸收农民传统互助形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采取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典型引领、劳武结合等方法逐渐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践证明,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在克服根据地劳畜力短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上呈现出显著的效果。总结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组织农民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化道路走过了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代也有多方探讨和实践,在长期的发展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一直是中共经济史的研究热点。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理论、历史发展以及专题研究等方面。从整体上看,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具体史料挖掘不完善、具体问题研究零散、缺乏国际视野、缺少比较研究等问题。今后的研究需注意既要把握学术热点,也要弥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努力完善相关研究内容与体系。

Giving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idelights on Asian Political Parties'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Silk Road

The Asian Political Parties’Silk Road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Silk Road,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October 14 to 16,2015.Delegates had an open dialogue on the theme'New Vision of the Silk Road,Actions for Common Development'and adopted an outcome document entitled'Bei-

CHINESE APPROACH FOR GLOBAL GOVERNANCE EXPOUNDED IN REPORT AT CPC'S 19^(TH) NATIONAL CONGRESS:CHINA'S CONTRIBUTION AND ROLE

As the biggest ruling party in the world,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regards making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for mankind as its abiding mission,and has made the solemn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peace,development,cooperation,and mutual benefit,stick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uphold its fundamental foreign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共三大的主题。三大的召开经历了“二大——西湖会议——三大”的曲折过程,支持和反对合作的斗争激烈。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确立的三个相关方,代表人物是马林、陈独秀和孙中山,他们都有重大功绩和严重缺失。马林把列宁民族解放的新思想带进中国,组织召开了一大和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马林对中共的重大贡献;孙中山是国共合作的理想领袖;马林高估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且不争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影响并导致陈独秀犯了右的错误,给大革命失败种下祸根。中共三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学问迈向中国革命实际的“一个伟大的转变”,统一战线不仅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而且从此贯串中共百年乃至长远的未来,新时代彰显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党的二十大后中东能源合作对新型能源体系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后我国在中东的外交活动开启了我国与中东国家外交事业新篇章,能源合作正是此次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相得益彰。梳理了新型能源体系的定义、目标、特征、背景、研究现状,围绕完善能源供应安全、重构能源结算体系、开展能源业务合作等方面分析了此次外交活动和中东能源合作对新型能源体系的积极影响,明晰了上述内容需要正视的困难,以期对我国正在规划建设的新型能源体系提供若干参考。

“灵甫”号事件中“国、共、英”三方的行动策略及后果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渡江战役爆发前后的“灵甫”号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按照条约提出提前收回租借给国民党海军“灵甫”舰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延缓该舰的归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争取该舰起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灵甫”舰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人民海军,而英国收回了该舰。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中“反动派”概念之生成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大革命的开展,革命阵营中逐渐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滥用“反动派”称谓,在引发时人关注之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反动派”这一概念,进而明确革命的对手方究竟是谁。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理念的生成基因、实践品格与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理念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以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与世界变化大变局。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品格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甘于心系天下为各国谋共赢的宽广胸怀,还有着敢于兼善天下为世界谋大同的无畏胸怀,更有着善于引领天下为人类谋进步的主动胸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胸怀天下的实践道路上需要坚持合作共赢与敢于斗争相结合、坚持天下大同与美美与共相交融、坚持引领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统一。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

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由诸多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是根本,共产国际与前苏联政府的助力有效克服了合作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完善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国共关系视域下中共在甘肃陇东边区的成长

自八路军入驻陇东,甘肃国民党地方政府即对其保持着敏感而警惕的遏制之心,且其遏制政策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甘肃地方政府的遏制并未阻断中共在陇东边区的发展,在驻陇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下,中共力量不仅由乡村延展至县城,而且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中态度坚定,在陇东问题交涉中据理力争。中共之所以能在陇东边区扎根和发展,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沉暮及其行政人员的萎靡,更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坚定的抗战理念,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以及一大批忠诚而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正是因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之间心灵相通,使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