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校-家-生”四维的大学生学业预警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以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通过回归分析探讨“社-校-家-生”四维影响因素对学业预警机制的相关性,对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421名学生展开调研,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建立模型后,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五方面因素分别是家庭、课外活动、学习基础、人际关系、就业情况。其中,重要性分析中,父母最高文化水平、生活费/月、挂科数目、户籍所在地、担任班委、辅导员联系家长情况排序前六。通过对四维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与交互分析,发现对学业预警影响最为显著的为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且两者不存在交互关系。基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学业成绩影响的主要因素为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其中家庭维度方面主要是生活费/月、户籍所在地起主要作用,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学校维度层面主要是辅导员与家长的联系情况以及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开展影响较大,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

我国学校体育协同育人“双循环”推进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探索

学校体育应是一项国家顶层设计、教育系统组织、学校全力落实、家庭积极参与、社会全面支持的健康教育事业,蕴含着广泛、深厚、持久的协同育人特征。目前学校体育各项改革存在着“无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化”隐忧,阻碍协同育人高质量推进。研究认为协同育人是教育各方力量彼此契合、相互配合、互相成就的“双循环”动力系统。家校社三方主体间契合关系不紧密、亲和路径不畅通、相互成就意愿不强烈等问题导致教育各方力量难聚合、难释放、难强劲。以增动力、添活力、挖潜力为目标的联盟化、数据化、议事化推进路径,有助于拓展契合渠道、打开协同空间、筑牢协同根基,可以充分释放协同育人机制的聚合动力。

促进抑或阻碍:家校合作活动与家长学业参与——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校合作是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探究以学校为主导的家校合作的各项活动对家长学业参与的影响,并分析家校合作活动对不同文化资本家长学业参与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生活辅导和家长会对家长学业参与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在部分维度上,对文化资本较低家长的学业参与影响效应更大;邀请家长观看演出或者参与课外活动对家长学业参与可能存在阻碍作用;书面报告、邀请家长听课或座谈只对文化资本较高的家长学业参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学校应重视文化资本较低家长的需求,优化家校合作的各项活动,以促进家长更好地参与子女的教育。

技能型社会背景下高职院校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探析

在技能型社会背景下,以牡丹江大学为样本开展研究,在分析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涵及意义,技能型社会的典型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技能型社会背景下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对高职院校发展的促进作用,发现了技能型社会背景下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着教师技能水平不足、教师培训机制不完善、教师评价体系不健全、教师引进渠道不畅和教师流失现象严重等制约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棘手问题,进而分析研究技能型社会背景下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路径:提升教师技能水平及综合素质、健全高职师资培训机制、健全教师评价体系,建立激励机制、畅通教师引进渠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作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

该文聚焦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作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主要以济南市城区内青少年学生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作用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得出结论:家庭的体育认知态度与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频率呈正相关;家庭的体育认知态度与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态度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这也说明了家庭体育教育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作用。同样,社会与学校在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培养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目前,强调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作用的背景下,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培养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三方并未建立明确的培养机制,责、权不明的情况频频出现;三方没有形成明确的培养目标,而是各自为营,不能很好地发挥出三方协同的优秀效果等。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在三方协同作用下进一步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

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特征及提升策略——基于三所不同层级小学的研究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了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分析框架,通过对1725位城市家长的问卷调查和30位教师的访谈,考察城市家长教育参与的行为与特征。研究发现,当下家长教育参与一方面存在“家庭本位”的局限,另一方面又向学校教育“越界”,其参与行为呈现“功利化”和“放任式”的特征。为实现家长教育参与由单一狭隘到全面深入的转变,应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实现“单向度”参与到“多维式”参与的跨越;明晰家校的权责边界,促成“越界式”参与向良好家校共育生态的蜕化;强化家长培训,推进从学业成就导向向学生全面发展的转变。

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行动路径

以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为旨归发展社会教育,不仅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彰显协同育人实践中的“社会教育力”,而且还有利于促进协同教育资源的均衡、流动与共享,发挥终身教育理念引领人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亟须解决以下问题:社会教育的概念与定位不准确,社会教育的参与主体不够多元,社会教育管理的行政性与专业性失调,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整合不足。为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中社会教育功能的最大化效益,需要廓清社会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定位,激发多主体开展社会教育的动机与活力,从社会互构论出发实现社会教育的正向谐变,并以数字化技术驱动社会教育资源的流通与共享。

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的形势研判、关键挑战与政策路径--基于中国东中西部21省9199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是建设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教育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在科学教育的实施中,我国以多元主体推进科学教育内容的开发、家校社基于项目协同开展科学教育、建立科学设施和场馆的科学教育共促渠道,取得良好效果。然而,在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建设中,学校科学教育师资薄弱、协同运行机制缺失,家庭科学教育的认知、能力、资源有待改进,社会科学教育布局、联动和共享机制不健全,科学教育多主体协同组织、机制、动力缺失,其制约科学教育的深入开展。这迫切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建立家校社协同开展科学教育组织机制、建立科学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制度、建立标准化的科学教师专兼职聘任制度、建立家校社开展科学教育资源拓展机制、建立多元主体互促的科学教育评价体系。

“产教一体化”视域下新西兰职业教育改革探析

在高技能人才需求扩大、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激烈、终身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新西兰职业教育迎来发展的新机遇,但同时也因其二元化人才培养模式、行业标准制定的主体单一使其陷入人才培养难以满足行业需求的困境中。在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中,新西兰致力于推动职业教育产教一体化发展,通过设立劳动力发展委员会等机构,构建起一个系统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了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借鉴新西兰的改革经验,我国应通过加大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枢纽作用、构建校企合作互惠机制等措施加快产教融合进程,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校家社协同育人的下沉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课程的行动研究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学校教育逐渐重视发展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如何协同家庭和社会力量共同支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系统提升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研究。以北京市的一所小学为个案,运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和大学—小学(U-S)合作模式,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下沉治理机制,其运作机理为“外部支持”助力“自我成长”,建构逻辑为“自上而下”保证“自下而上”,家长参与契机是“自发志愿”联合“等待机会”。能够支持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系统提升的校家社协同育人下沉治理机制是一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足鼎立”与“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具有“共存共在”与“共融共通”的特点,需要将发展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深度融合于学校教育的课程活动、校园文化、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治理结构等各个面向。

运动回归理性:新时代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形塑机制研究

全民健身背景下国民如何形塑健康生活方式成为重要命题。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社会实践视角切入,搭建“实践场域—实践资本—实践惯习”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形成及其形塑机制。发现,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形成的实践归因联结了学校教育、家庭资本、社会关系与身体价值之四重维度,并且权衡实践中的参与便利性、相对自主性以及较强目的性而形塑个体的发展认知,因此大学生在学校、家庭与社会场域的体育实践形成身体惯习,奠定学校体育传统、家庭体育资源、社会体育活动、自我身体构建的实践基础,进而揭示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的形塑机制,即基于理性认知的体育实践,让运动回归生活。

“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教育发展的探赜:意蕴、困境与路向

校家社协同育人已成为共识和趋势,意味着教育从学校和家庭外溢到更广阔的社会场域。作为联结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桥梁,社会教育是重要的育人力量,其发展以“大教育观”为核心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实践育人”为内在属性;具有“重构育人格局,促进个体整全性发展”的本体价值和“迈向美好生活,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衍生价值。然而,社会教育发展面临“内部混杂,外部断裂”的困境,未来应促进社会教育“内部完善”并形成“内外合力”。

新时期家校社协同共育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学校教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党中央针对教育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和要求。学校和社会承担的教育责任越来越重,家长对学校和社会的要求也在日渐提高。家长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依赖学校和老师转变为对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学校和家长的矛盾也在日益凸显,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升学压力,另一方面是学生与日俱增的学习压力,再一方面社会对教育的过度关注,同时家长对学校教育和社会关注表现出质疑和不配合,多方面的冲突衍生出许多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家校社协同共育的策略对于缓解家校社矛盾、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尤为关键,也是重要解决方案。

精准思政视域下“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研究实践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需要调动一切育人元素、需要多元教育主体协同发力,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通过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探索,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主体、社会为载体、学生为对象,将四方力量有机组合起来,整合资源、强化管理、丰富实践、创新形式、拓展平台、完善机制,实现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和学生全景式参与的教育紧密关系,营造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良好氛围。

智能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图景:特征、困境与路径

智能时代为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福音,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成为不可逆转之趋势。从交叠影响域理论视角来看,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三者建立起协同育人的关系才能取得整体育人的效果。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协同意识淡薄、协同边界失衡、数字素养缺失和资源利用低效的现实困境。这亟需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数字化转型,形成育人共同体,厘清主体权责边界,提升数字化能力,搭建资源云平台。进而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建设教育新生态。

“双减”背景下家校合作对中小学生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

家校协同提升中小学生发展质量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举措。基于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构建“双减”之下中小学生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综合分析不同家校合作行为对中小学生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检验此种影响针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群体是否存在异质性。主要获得如下发现:(1)“双减”之下家校合作整体上能够提升中小学生发展质量,但参与决策、志愿服务和社区合作三类协同行为效果不佳。(2)家校合作能够提高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小学生的发展质量,且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中小学生的回报率普遍更高,但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中小学生的适负发展和高效发展未产生预期的积极效果。由此,建议进一步落实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和在家学习三类家校合作行动,优化参与决策、志愿服务和社区合作三类家校合作活动设计。同时密切关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需求,个性化地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从而提升中小学生发展质量,保障教育公平。

“家校社”体育共育下幼儿体质健康促进的价值意蕴、发展困境与实践策略

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位一体”体育协同共育的视域出发,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幼儿体质健康促进的价值意蕴、发展困境与实践策略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聚焦幼儿体质健康问题,改善幼儿体育教育现状是有效预防与抑制我国青少年体质下滑问题的关键,更是建设健康中国、教育强国与体育强国的重要依托。目前,在我国幼儿体质健康促进的实践中仍存在体育共育与终身体育观念薄弱、文化价值差异与城乡差异桎梏、幼儿体育师资与应用场地匮乏、幼儿体育评价与督促体系缺失等问题。据此,提出树立家校社体育共育意识、平衡不同地域与群体间的教育资源、提升幼儿体育场地资源开放效果、建立幼儿体质健康评价体系等实践策略。

家庭闲暇教育: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

基于立法助力家庭教育建设、“双减”等减负政策实施的社会背景,孩子的闲暇生活成为家长亟须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家庭视角探讨闲暇教育,揭示其重要价值:促进个体自我超越与可持续发展、形成良好亲子关系与稳定家庭系统、推动社会进步与迎接未来挑战,围绕现阶段家庭闲暇教育中存在的认知偏差、情感焦虑、能力缺乏等问题,从家庭闲暇教育观念、态度以及实施策略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路径建议,以期为今后家庭闲暇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公益活动的德育价值及其实现措施——以怀化市志愿者协会公益活动为例

儿童的道德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开展,其中公益活动能增强儿童的社会责任感,使儿童深刻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家校社德育一体化的重要途径,能极大地丰富学校思政课的社会实践资源。公益活动策划缺乏创新、忽视德育评价、活动参与各方对公益活动的价值认识不一致等问题导致公益活动的德育价值难以充分发挥。需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益活动团队的专业素质、增强区域间公益机构人员交流、建立信息化德育评价平台等措施来提升公益活动的德育价值。

新时代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协同配合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学习型社会战略要求、推动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和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正面临育人目标功利化、育人主体职责错位、育人资源失衡、育人保障机制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应从回归育人初心、理清育人主体职责、构建数字资源平台、强化政府领导统筹等方面进行实践路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