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使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测度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大,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次之,金融覆盖广度最小;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据此,提出应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以及提高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以促进我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样本数据测算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QAP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发展水平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尽管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处于发展推进期,但目前两者并未达到最优耦合状态;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水平差异经历“缩小-平稳-增大”的过程,缩小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都是解决耦合不平衡的关键;政府调控水平、运输邮电水平以及外贸开放水平差异是造成各省耦合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科技水平的差异化有利于缩小各省耦合度的差异。据此,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将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农业农村发展,打造高效高质寄递运输网络,健全农产品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并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

在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而作为新型金融模式的数字普惠金融,是打破农村金融困境的有效工具,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论文利用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各区域间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较大;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4.从农业重要性角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其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中,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从区域差异性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沿东部、中部向西部递减,且其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发展。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论文提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绿色发展效能等政策建议。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及政策启示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典型案例区,构建了包含7个子系统、37个指标的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0年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关系测度,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结果发现:(1)绿色发展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除了杭州外,其他城市均表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绿色发展水平。(2)杭州是浙江省的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头羊”,并在2019年率先进入高级协调阶段,其余10个城市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需注重城市间的差异性发展和重点扶持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耦合协调测度与评价

选取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构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动态演进、地区差异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核密度显示全国以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Dagum基尼系数显示四大经济区域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呈缩小趋势,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莫兰指数显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战略途径,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论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有空间相关性,即空间因素不能忽略。(2)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正“U”型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效应的充分释放;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数字经济更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3)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为主,长期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农业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研究

通过对2011至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农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运用熵权TOPSIS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两者的发展水平,并揭示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协调发展趋势,发现存在“四地领跑,其他地市紧随其后”的区域发展格局。进一步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的应用研究,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农业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并指出其影响在不同地区及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性,尤其是覆盖广度对数字农业发展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投资水平和农业科技水平间接促进数字农业发展,但在农业科技水平方面存在“遮掩效应”。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农业协调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生产发展,已成为推动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助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SBM模型分别测度数字经济水平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引入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有较大发展空间;数字经济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推动作用;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因此,建议重视地区间绿色农业经验交流协作,提升农民对于新型数字技术的了解、认可和应用;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农业人才优势,加大技术输出,帮助中西部地区吸引高质量人才;加强绿色农业基础设施普及,解决中西部地区基本网络、道路交通问题,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推动绿色农业产地和消费市场的联系畅通。

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30省(市、自治区)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构建实证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因此,要加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以技术为支撑,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意识。

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格局及收敛性分析

加快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亦是中国对数字中国战略和“双碳”承诺的践行。在测度2012—2021年中国农业数字化和农业绿色化发展指数的基础上,研判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关系与相对发展现状,并剖析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不平衡问题及其收敛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样本考察期内,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调发展度均稳步提升,各地区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整体向协调发展靠拢,但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最大;第二,全国相对发展类型始终处于数字化发展滞后型,但其相对发展度波动上升,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的不同步状况不断改善;第三,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且省份间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空间互动效应对β收敛趋势存在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对于把握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的效能和水平以及探寻出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推进策略提供实证支持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指导意义。

绿色物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化研究

数字经济和绿色物流分别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具体表现,如何有效推进三者协调是实现更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绿色物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三维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全方位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三维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耦合协调水平处于耦合型发展阶段,而双维系统多处于磨合型发展阶段,贡献度有待加强;空间上,三维系统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制约因素均存在空间分异性,呈现“东中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表现出“中间水平区域多,高低水平区域少”的橄榄型分布特征。据此,从补齐发展短板、推进双维系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方面提出绿色物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协调发展提升建议。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

在构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1年至202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相关数据,从农业产出效率、环境友好水平、生态系统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4个维度测度和考察了全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快速、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农业产出效率和环境友好水平的提升速度最快,生态稳定性保持在平稳状态,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速度最慢;现阶段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贡献度最高的是农业产出效率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但整体上单个维度的影响力逐渐降低,4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影响逐步增强;农业绿色发展各维度之间的耦合性和协调性不断加强,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等系统正在走向良性循环,但仍存在一定的波动,稳定性依然不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呈缩小趋势,但东、中、西部各地之间以及各区域内部的差距依然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Tobit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和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好,并呈上升态势,区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东高西低”格局;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发展相互影响,2011年之后的相关性减弱,高耦合协调和低耦合协调区域均有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对外开放水平、金融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各区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效应不同。因此,从各区域特色、因地制宜、强化区域协同合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城乡数字鸿沟、生产经营方式与农业绿色发展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数字素养,优化农业生产经营中要素配置,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切入点,对城乡数字鸿沟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理与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数字鸿沟对农业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城乡数字鸿沟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进而抑制农业绿色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数字鸿沟主要从接入鸿沟和意识鸿沟两个方面,通过降低农业资源利用、农业绿色产出和绿色经济效益三个层面制约农业绿色发展,这种抑制作用在信息化发展高水平地区尤为显著,而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则主要体现在非粮食产区。最后,针对性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物流、农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边疆三省为例

文章基于数字物流(L)、农牧业发展(A)和区域经济增长(E)指标体系,运用AHP-CRITIC综合权重的TOPSIS法对2013-2022年边疆三省LAE水平进行测度,继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探究LAE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过程,并结合障碍因子分析和回归模型探究耦合协调进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边疆三省LAE水平存在差距,由高到低依次为内蒙古、新疆、西藏;各省LAE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其中内蒙古和新疆LAE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西藏LAE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区间内不断波动;LAE耦合协调发展受到交通可达性、科技创新和农牧业发展规模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对LAE耦合协调具有抑制作用。文章以边疆三省LAE水平为依据,对LAE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为促进边疆三省LAE相关政策有效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品牌化+数字化”双轮驱动模式下的农业绿色转型实践及其价值——芜湖大米案例研究

现代农业导致了严重的双重负外部性——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农业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以芜湖大米品牌的绿色化实践为例,探讨了在农业品牌化和数字化双轮驱动下,农业绿色转型何以可能以及有何实践价值。基于此研究,得出结论:“品牌化+数字化”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在于从农业生产者层面克服了其面临的动力困境、规范困境、技术困境和市场困境;品牌嵌绿、数字增绿是“品牌化+数字化”双轮驱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经验,也是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环境负外部性治理的重要手段;农业生产从“肥药跑步机”到“品质跑步机”的动力转型为农业绿色转型增添了动能。得到政策启示:打造以“创农业品牌”为目标的产业共同体是具有操作性的农业绿色转型运作模式,“以品牌化促数字化”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可行路径。

农业创业、商业性农业保险与数字乡村协调发展探究

农业创业、商业性农业保险、数字乡村三者协调发展是促进农业产业振兴、扭转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现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农业创业、商业性农业保险与数字乡村发展目标尚未统一,且各参与主体能力有限,三者中两两发展不协调,具体表现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市场供需失衡及数字技术在农业创业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服务中的运用严重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促进三者协调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兴旺、农村金融创新、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战略的实现。

数字技术对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在界定核心概念和深入分析数字技术推动物流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西藏由于数据不全未列入)的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两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然后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技术推动两业融合发展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两业融合发展总体上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东部融合水平最高,其后依次是中部和西部,且其两业融合水平正在快速上升;数字技术对两业融合发展的作用在全国总体显著为正,其中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最大,其后依次是西部、东部地区。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刺激创新活力和促进城乡对接来助推两业的融合。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