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政策倡导?——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的纵向个案分析

政社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屡见不鲜,但服务型社会组织推动的政策倡导过程仍处于“黑箱”状态。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本文研究服务型社会组织创建政社合作联盟及其政策学习的过程与机制,基于纵向个案考察发现:第一,服务型社会组织以治理现代化等“相对稳定参数”变革开启的政治机遇组建了松散的政社合作,并借力群团改革之“子系统外部事件”构建了以群团组织为纽带的紧密型政社合作联盟。第二,政社合作联盟以政策方案的“迭代递归”原则开展“试验性学习”,历经创投式示范探索、横向型对比试验、权威化推广扩散等阶段之后达成政策共识。第三,无论组建联盟还是政策学习,服务型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是关键的“双政策经纪人”,分别以“专业方案”和“网络中介”动员地方政府支持倡导联盟。研究结论为新时代社会组织的服务型政策倡导提供了理论解释,丰富了倡导联盟框架的本土化研究。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给予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新的历史机遇,合理调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符合新常态的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是合作的关键。构建新常态下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机制及路径包括:新常态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治理机制;新常态下实现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路径;形成平等竞争的主体关系是合作的前提;明确社会责任与提升运营能力是合作的基础。

我国社会组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博弈分析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显著相关,构建更加成熟和定型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亟需加强社会组织之间及其与经济组织、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的合作与互动。基于博弈论,通过构建社会组织之间的博弈、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博弈、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模型,认为其他主体(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社会公众)的有效介入有助于促成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比例,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合作稳定性受到双方合作产生的收益、付出的成本以及社会监督的影响。研究提出推进社会组织间的适度竞合机制、制定社经组织合作效益分享补偿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新型社政组织合作治理机制、完善主体多元化的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同、可持续发展。

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一个社会信任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资源,社会信任能够实现信息获得、心理疏导、促成社区治理主体的协调合作,打破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唱“独角戏”的困境,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关键着力点。本文构建了社会信任通过信息获得、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的多重中介模型,以期全面深入地展现社会信任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具体路径。基于网络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心理疏导和协调合作均直接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信息获得对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没有直接影响;特定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协调合作来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协调合作是社会信任影响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最关键的中介变量,心理疏导的中介作用次之,由信息获得承载的特定中介效应不具有显著性。本文的研究为提高公共卫生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和政策指导。

城乡统筹发展中社会协同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价——基于湖南长沙、邵阳两市城乡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证分析

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法治保障为要素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是我国语境下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社会协同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价,是判断和确认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协同状况及其效果的过程,目的在于通过对协同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价,不断优化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协同治理社会的能力和绩效。文章以协同治理能力和协同治理绩效为基本维度,以湖南长沙、邵阳两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力求构建一个能反映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社会协同治理能力与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城乡社会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提供客观依据。

“市域民族社会治理”:概念、特征及推动路径——基于若干地级以上城市的调查和思考

市域民族社会治理是指地级以上级别城市的党委、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针对民族问题展开的治理行动,其具有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资源整合性等特点。市域民族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是保障民族权益、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形成市域民族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各民族人口大迁徙和混居格局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基于若干地级以上城市的调研,当前推进市域民族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社区的治理能力与市域社会治理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市域内部治理资源的存有量和实际利用量之间的差距较大,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整合不足;专业性、公益类的社区组织相对匮乏,市域民族治理仍然体现出单一主体的社会治理结构特点。基于此,推进市域民族社会治理应加强市域相关制度政策的调整和创新,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充分动员和组织市域内部治理资源,构建市域民族社会治理的多元协作体系;树立纵向协作与横向合作意识,构建市域民族社会治理的府际协同机制,促进外部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合作与治理:社群生态功能、机制与展望

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广泛调研,提出社群生态中合作治理的机制要素及科技支撑下的未来发展模式。提出当今社群生态圈的治理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专业组织、企业、民众、群团等多元主体协作的共治机制,并以合作治理、网格化治理、大数据治理、协同治理等新模式综合施策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解决社群生态多元化、复杂化、动态化、数字化的需求,以更好地形成新时代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建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协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科技支撑、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群生态治理大格局。

协同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取向

市域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是协同性,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制度协同、主体协同以及体系协同。因此,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协同性,就必须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协同、主体协同以及体系协同。首先,要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协同,就需要改变“闭门造车式”的制度建设方式,增强制度建设协同化水平;需要改变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不足的局面,强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其次,要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主体协同,就必须进一步弘扬民主协商精神,激发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意愿;培养社会主体协商治理能力;拓展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渠道。再次,要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体系协同,就必须建构“一核多元”治理结构,促进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和协同网络建设;坚持“六治融合”,实现“政治”、法治、德治、“心治”、自治、“智治”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

社会组织参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回顾与反思

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广大社会组织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汇集资源助力疫情防控,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治理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社会服务需求的上升,政府应深化政社合作,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社会组织政策支持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应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塑造良好的公益形象,凝聚社会公益能量,更好地回应公众的服务需求。

京津冀司法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京津冀三地的整体性协同,不仅包括司法的一体化协同运行,而且需要三地各级法院加强司法协同并为之提供有力保障。着眼于强化保障和创新服务,京津冀三地法院应当以强化审判执行核心职能、推进非诉机制多元化解纠纷、运用案例优势普法宣传教育等作为着力点,深化区域治理主体协同、矛盾纠纷化解协同、社会风险防控协同、跨域规则体系协同等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司法协同治理网络。目前,京津冀司法协同制度规范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实践中诸如司法协作、网上立案等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同时面临着司法协同治理的内卷化、同质化、表层化、悬浮化等困境,亟待运用技术治理的逻辑,不断深化京津冀司法协同的技术治理机制,加强司法对社会治理要素的整合利用,以机制建设为重点增强京津冀司法协同治理的动力和活力,强化法域概念加强京津冀司法协同的形势研判,实现京津冀司法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

医疗保险:中国现状、国际潮流及改革之路

改革中国医疗风险转移体系,必须发展具有一致性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可持续运作模式。目前,中国健康保险的补偿型计划仍存在困难,政策环境不够明朗,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刚刚起步。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是国际潮流,各国(地区)在制定和实行医疗保障制度中,普遍采取降低居民直接支出的策略;商业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实践证明,医疗改革必须有效运用市场力量;医疗与保险相结合;市场运作,政府监督,提高经济效益。中国医疗保险体系改革的目标是要提高社会公平性,将健康保险提供给所有民众,达到广覆盖。中国医疗保险体系改革可以通过鼓励政商合作、理顺激励机制、提升行业标准三个重要策略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