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协同视角下LAM机构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的协调机制研究

以数字协同为视角,聚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LAM)机构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的协调机制,围绕利益协调、过程协调、文化协调、制度协调4个关键维度进行系统梳理,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以突破当前LAM机构在数字人文项目中的困境,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具体而言,要先明确各维度的内涵与重要性,继而深入探讨其在组织管理、资源建设、平台搭建、能力提升及文化塑造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以充实协同创新理论体系,为LAM机构的服务转型与能力再造提供有效指导,同时为学术界和相关业界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器官捐献家庭优先激励的道德合理性与实际有效性

2024年,中国开始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定,确认了器官捐献者近亲属在器官移植排序中享有的优先权益。在新法规的基础上,探讨继续对家庭优先激励的道德合理性和实际有效性问题。在道德合理性问题上,首先分析家庭优先激励存在的公平性和利他主义问题,并指出家庭优先激励在中国的道德依据应该依托于儒学中的家庭主义,儒家伦理可以为该激励措施提供充分的伦理辩护。在实际有效性问题上,回顾前期开展的实证研究,并分析以色列和日本的经验,进而针对目前阶段提出三项推进实际有效性的改进建议:在法律层面表述一致,在社会宣教层面加强生命伦理和家庭伦理的内容,在临床层面重视知情同意,特别要求器官捐献协调员更审慎地表达家庭优先激励。

住区商业空间“精明更新”:业态竞合协同与空间流态组构

在空间生产动能衰减的存量更新时期和通讯、物流技术加剧城市人口与要素流动的信息时代,按传统功能主义、计划思维配建的住区商业空间面临巨大的功能重组和空间重构挑战,需通过低成本、低扰动、高适应性的更新理论指导其空间提质增效实践。为此,从“人本响应”和“时空统筹”角度,探索建构基于业态生命周期竞合协同和经营载体流态组构的住区商业空间“精明更新”方法。该方法以“供需适配、周期演替、竞合协同”为导向目标,以“尺度传导、情境驱动、流态组构”为行动路径,以4类商业业态(餐饮服务、日用零售、生活服务、休闲娱乐)、3阶业态周期(初创、发展、成熟)、两重空间尺度(住区、商铺)、7项空间因子(商业空间配比、业态类型配比、业态周期配比、店面规模、店面区位、店铺拼组方式、主辅空间配比)为解析因子,通过对样本调研,识别揭示了住区商业业态/空间的供需适配、周期演化和竞合协同机理,并据此总结出“专零互补、摊店互促、多业联动”三种住区商业复业情境及其时空间更新响应策略,以为该类城市空间的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参考。

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指南

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国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建立了遗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推动遗体器官捐献,规范遗体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提升遗体器官移植服务能力。器官捐献协调是遗体器官捐献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捐献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协调员作为连接器官捐献者与移植等待者之间的桥梁,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规范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实施,由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制定《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指南》。针对捐献协调和见证工作中主要的16个问题,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国际通则、专家共识和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形成了20条推荐意见,以指导协调员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开展捐献的协调和见证工作,推动遗体器官捐献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的解读和思考

2023年12月14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发布。从完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明确红十字会的职责;新增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强调器官获取部门的独立性,实施器官分配优先权;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管理,严格限制活体器官移植接受人范围;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运行和加大违规行为打击力度等方面解读《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接着思考如何落实和完善人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措施,包括落实器官捐献人及其近亲属的优先权,完善器官捐献补偿制度,建立人道救助体系;落实器官捐献组织获取和分配体系;加快器官获取组织的人员队伍等建设;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加强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建设。《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有助于更充分发挥器官移植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各部门应及时修订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制度和管理细则,助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

儒家责任伦理视域下人体器官捐献的道德考量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器官来源、移植风险等多重道德考量。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人体器官捐献应该得到儒家伦理辩护,这有助于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消解器官捐献的伦理争议,提高我国器官自愿捐献率。从儒家仁义观、仁孝观、义利观和生死观四重维度阐释儒家责任伦理内涵及其对人体器官捐献的伦理意义,阐明传承和弘扬儒家责任伦理是提升器官自愿捐献率的有效途径。

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方法采用McClelland的胜任力辞典法构建协调员胜任力模型初始框架;然后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从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辽宁等器官捐献试点省市选取10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访谈,提取胜任力指标;并通过专家调查法,选取15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胜任力指标的筛选;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结果成功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6个维度(一级指标),21个胜任力项(二级指标)。结论该评价体系从多个维度评价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在协调员的招聘选拔、绩效考评、教育培训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移植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

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基石,而协调员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自2010年3月我国推行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适合中国国情的DCD工作成为器官捐献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充分发挥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作用,提高DCD捐献率和供体转化率,以有效地促进和推动DCD工作,是急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作者单位DCD工作经验,通过对DCD捐献成功率、捐献拒绝率和供体流失率的定量分析,探讨和分享协调员在DCD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

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

目的探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理状况。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艾森克人格测试问卷(EPQ)分别评价4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和人格特征。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员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23.372,9.743;均为P<0.05)。器官捐献协调员PSQI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等成份评分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8.054,7.274,6.634,10.613,8.376,19.166,8.496,17.372;均为P<0.05)。EPQ评分中,男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P<0.05),女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器官捐献协调员P、E和L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差,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善。

试论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化改革之策略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还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运行机制、工作流程和职业资格认证等制度还不健全,严重阻碍了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快速发展。本文从器官捐献协调员职业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出发,提出了明确岗位配置、完善课程设置、健全制度体系等三个方面的策略,以促使器官捐献协调员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达到法律认可、社会认同、资格认证和角色定位的最终目标,有效地提高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积极性,提升公民心死亡后器官捐献率,改善当前我国器官供体严重不足的局面。

对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行业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器官捐献工作开展的基础,其专业素质直接影响着器官捐献工作的服务质量和器官捐献率的提升。明确其职业意义与职业定位,分析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行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人员严重不足、资质良莠不齐、职责界定不清。并提出其队伍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基于本土社会文化,通过加强培训和考核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同时强化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伦理规范意识,并加强对其制度监管和法律约束,以确保和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健康、良性、快速地发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家属决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2010年3月起我国开始推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通过对51例潜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案例进行开放式访谈,探讨协调介入时机和环境、协调员专业水平、家属对脑死亡及捐献流程信息的了解、家庭组成、传统文化对器官捐献决定的影响,针对性提出提高器官捐献数量和捐献率的策略。

我国器官移植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器官移植协调员在器官移植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自2010年引入器官捐献试点以来,协调员的作用并不理想,这主要由于4个方面的原因:协调员的身份不为群众接受、协调员自身素质不够全面、传统思想观念的阻碍、缺乏健全的工作系统。为此,应加大对协调员和捐献工作的宣传力度,加强队伍正规化的建设,加快建设健全的器官捐献工作平台,推动法律规范的完善。

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知识、信念、行为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的知识、态度、行为现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及器官捐献协调知识量表、态度量表、行为问卷对北京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35个科室的303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知识量表均分为20.14分,态度量表均分为3.73分,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态度量表的动力维度均分4.01分、阻力维度均分2.47分;0.7%的研究对象表示有过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经验;0.3%表示做过器官捐献专业协调员;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知识与态度得分呈正相关(r=0.171,P<0.05);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职称、参加过公益活动以及接受过器官移植或捐献的相关培训是影响知识得分的因素(P<0.05);职称、学历、执业过程中遇到过潜在捐献者及身边的人捐献过器官是影响态度得分的因素(P<0.05)。[结论]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知识掌握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态度比较积极,但同时拥有诸多顾虑担心,应加强对护士的相关培训,加快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职业化建设,使护士消除顾虑,积极投身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概念内涵、量表开发及检验

面对复杂易变的内外部环境,构建组织与员工协同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共同呼声。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从组织—员工协同发展视角出发,探究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内涵、结构并进行量表开发与检验。研究一基于21家企业的58名管理者与员工的个人深度访谈及14家企业的网络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了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内涵、结构及组织—员工协同发展内在机制;研究二结合探索性(N=270)与验证性(N=239)因子分析,明确了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量表包含发展评估、多元培训、工作设计与沟通反馈四维度,并采用多种方法验证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三(N=78)将员工敬业度作为关联校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验证了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预测有效性。本研究为后续相关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同时为企业构建组织—员工协同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器官移植手术室人力资源调配新模式的建立及临床实践研究

目的探讨在当前心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来源的器官移植方案下手术室人力资源调配的新模式及其临床实践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在我院施行DCD来源的肝、肾移植手术的100例患者临床资料,分为对照组(由移植专业组成员作为移植手术承担者的模式)和观察组(结合常规值班基础上的移植备班的模式),比较两组在调配移植手术人员所用时间、器官获取的准备与等待时间、器官到位后开台准备时间、手术时间、手术配合质量及医护人员相关满意度等方面的情况差异。结果实施移植备班模式后,观察组调配移植手术人员所用时间,器官获取的准备与等待时间、器官到位后开台准备时间以及手术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手术室护士劳动强度较对照组明显下降(P<0.05),两组移植医生对术前准备时间、术前物品准备齐全程度以及对护士术中配合质量的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当前DCD模式下建立完善的移植手术备班管理模式,能够在明显缩短人员调配及手术配合人员术前准备所耗时间的同时,保证了手术配合质量及医生的满意度,降低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及相关伦理思考

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应用日益广泛,供体器官来源不足成为推广应用这项新技术的瓶颈,适当合理的器官移植补偿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建立一套符合医学伦理学原则且行之有效的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有助于保护器官移植供受双方的利益,缓解移植器官供体来源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人体器官捐献补偿系统"的构想,并阐述了其伦理依据。

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管理平台探究与应用

通过分析现有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优化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流程,构建集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移植与随访、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控制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管理平台,介绍平台功能及应用效果,以期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带来积极影响。

儿童DCD肝移植流程总结及伦理探讨

目的总结11例儿童DCD肝移植执行流程,对肝移植过程中的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对儿童DCD肝移植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方法回顾性分析11例DCD患儿的整个肝移植处置流程,并对手术效果进行简单归纳总结,梳理医院、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协调员、器官切取者、移植工作者、受体的相互关系,对各角色的职责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利用器官共享及捐献系统,11例DCD肝移植顺利完成捐献及移植工作,术后死亡4例,存活7例,通过对儿童DCD肝移植的探索及总结,逐步形成了儿童DCD肝移植系统工作,促进了医院儿童DCD肝移植事业的发展。结论利用器官共享及捐献系统约束器官移植行为,能够有效防范器官买卖的风险,保障儿童DCD肝移植健康发展;但监护人的捐献意识仍缺乏,需要进一步加大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恰当解决捐献者的后顾之忧;同时,由于儿童缺乏自主能力,对捐肝的合理性更需要依赖法律效力,做好肝移植工作中的诸如影像、摄影等证据保存,对肝移植工作的开展有更多的裨益;加强肝移植协调员的训练及培训,促进肝移植工作的顺利开展。

医务社会工作者器官移植团队的职能研究——以台湾慈济医院为例

器官劝募与协调工作在中国是由红十字志愿者、义工发展而来,但自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特别设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务,明确排除由社会工作者、志工来担任器官劝募与协调工作。一些国家和地区即便定有高准入门坎的限制,但从器官劝募率高的医院来看,专任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临床应用碰到诸多困境,由护士转任对器官劝募的总体业绩并没有比社会工作者、志工具有高效益。器官劝募工作演变到后期,从单一医疗专业的定岗定编走向跨专业人性化的双轨合作模式。亚洲器官劝募率最高的台湾佛教慈济医院从劝募到移植的整套流程对有效推广中国内地器官捐献工作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