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行为管理中政府与核心企业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对企业是否履行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行为进行监督需要可观的监督成本,且对政府来说,严格的监督还可能对短期内GDP政绩指标表现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缺乏媒体监督的社会环境中,政府和核心企业都有不采取措施监督供应链成员履行CSR的动机。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可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GDP政绩和媒体监督的环境因素,构建政府和核心企业CSR监督的进化博弈模型,对彼此博弈策略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政府和核心企业对供应链成员的CSR行为是否进行监督一方面取决于监督成本、公众的CSR意识、GDP政绩指标权重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力量等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的概率相关。

基于碳交易政策考虑CSR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的低碳供应链决策

在“双碳”目标下,低碳供应链如何定价和投入碳减排决策是实现供应链低碳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低碳供应链定价和碳减排技术决策的影响,文章构建了一个由制造商、零售商和具有低碳偏好的消费者构成的二级低碳供应链博弈模型,对比分析制造商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程度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并确认了企业社会责任程度的最优范围,根据数值分析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程度在一定值域内才能够有效地降低低碳产品价格,提高供应链的碳减排量以及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对使用减排技术实现双碳目标方面具有实践意义和管理启示。

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慈善捐赠理念

现代企业除了追求利润外,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捐赠活动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捐赠具有深刻的涵义。只有培育企业内在驱动力,把捐赠作为一种营销战略、完善慈善捐赠制度,优化企业捐赠环境、改进税收优惠法,为企业捐赠注入活力,才能实现企业和社会共赢。

中国企业慈善文化发展问题探讨——基于中美企业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

企业慈善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从中美企业慈善文化比较的角度,可以更好地分析中美企业慈善文化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形成原因,并进而构建中国企业慈善文化的发展框架。鉴于中国企业慈善文化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特点,目前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企业慈善运营管理和制度化建设,完善竞争环境下的企业慈善战略,注重企业慈善文化的激励功能,引进企业法人公民文化,营造企业慈善文化氛围。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受信义务的引入

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上大量存在的控股股东通过截留、挪用等行为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和利用非公允关联交易、操纵公司重大决定等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一些行政规章虽然对此有所规制,但规制大多集中在对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上,而对操纵董事会及公司高管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追究明显不足。本文认为,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受信义务,可以弥补现有法律对控股股东规制不足的缺陷。

企业社会责任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结合以SA8000标准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本文将企业的成本收益纳入分析框架,通过动态最优化博弈模型考察SA8000是否有利于改善我国转型期较紧张的企业劳动关系。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缺乏改善劳动关系的动力;SA8000的影响力、国外企业的劳动关系投入等与改善劳动关系呈正相关,而通过SA8000认证的费用与其负相关;企业利润与改善劳动关系之间并非绝对的不相容,在保证企业利润的前提下,SA8000有利于改善我国企业劳动关系。

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冗余与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制度设计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国有企业本质特征着眼,结合需求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视角,探讨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以及市场化进程和组织冗余的调节机制。以2011-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倒U型影响。此外,市场化进程正向调节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倒U型影响,即增强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减弱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阻碍作用。而组织冗余对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泊对策与建议。

预先设置防卫装置行为的刑法审视

预先设置自动防卫装置在何等条件下成立正当防卫,理论界研究不多,观点不一。因预先设置自动防卫装置具有特殊性,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此等行为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具有合法性。惟如此,才既可以保障公民在特定情况下享有正当防卫权,又不至于使得私权过于膨胀至无边无沿,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维护。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员工组织行为的影响研究

采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方式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组织行为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员工感受到的组织吸引力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员工的企业声望感、组织承诺以及工作满意度也有显著的正相关。

基于企业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信誉,有利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联动机制加以推进,需要强化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发挥社会的参与监督作用,尤其要突出企业自身的创建主体地位:即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建设企业文化,提升企业责任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责任观;加强诚信建设,依法履行义务;提升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力;积极奉献社会,树立良好形象。

基于企业公民责任的煤炭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析

煤炭企业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时具有资源和能源战略地位重要、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承担的责任重大、对生态环境有直接影响以及行业高危性等特殊性。目前我国煤炭企业绩效考核指标存在体现行业特征不够充分、标准不统一以及与国际标准不接轨等方面的不足。基于履行企业公民责任视角,以利益相关者为主线,可从所有者、内部员工、商业伙伴、债权人、政府及社会六个维度构建煤炭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实施要有一定的支撑条件。

基于国家治理层面的民生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反思

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现代企业承担的民生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反思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我们认为:国家治理的民生重任构成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历史背景;企业承担民生社会责任是国家治理社会期待的企业与人民生计的和谐健康关系;国家治理的民生本质嵌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道义;国家治理的民生建设机制内蕴了未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向。

美国公司法中的社会责任条款探析

随着公司的经营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许多州在其公司法中融入了利益相关者条款,以立法的形式授权董事会采取措施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由此在美国公司法中开始生根。

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建构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制度选择上应该实行经济制度、道德制度、法律制度并举,并逐渐把经济、伦理、道德制度中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规则转化为更具明确性、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也应预防过苛求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思想,以避免使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设立宗旨落空。

政府与公民关系:契约与责任之张力

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空间中存在着一对结构性要素即契约与责任,这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首先,社会契约论从理论上设定了政府责任与社会契约之间的张力;其次,在中国社会,政府责任与社会契约之间是以一种隐性的心理契约的方式得以表达的;最后,"责任政府"的建构是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契约的合理路径。

公司非破产清算制度的完善与债权人利益保护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非破产清算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存在许多疏漏之处。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在清算中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保障格局难以达到平衡,债权人成为公司非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当然弱势方,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因此,完善公司非破产清算制度,加大对债权人利益的制度保障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现行立法和公司实践分析公司非破产清算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完善非破产清算制度和进一步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提出一些建议。

VIKOR法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基于消费者视角

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消费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以VIKOR折衷排序法构建消费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评价模型。选取国内六家知名度高的食品企业作为评价样本,检验综合评价模型的实际效果。实例应用表明,方法操作性较强,并且根据VIKOR评估值及排名还可以看出每个企业在不同消费者眼中的欠缺之处,这对于企业进行自我完善有很大作用,对企业决策者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社会责任虽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领域,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具体化内容已转向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运用集体主义、"社会本位"的思想政治观点及价值导向对企业管理层及职工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的助推机制应贯穿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全过程,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应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中,做到情理结合,并健全和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估机制和体系,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我国企业公民建设的法律途径

我国企业公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缺乏自行产生主动承担与企业战略无关的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因此,法律途径是现阶段我国企业公民建设的正确选择。针对目前我国企业公民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设定法律底线约束企业行为,设计良法激励企业向优秀企业公民转变。

董事会特征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会对董事会治理和决策水平产生"资源限制效应"还是"声誉调节效应"?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有明确结论。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7年上市公司的财务和治理数据进行研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在董事会特征对公司决策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这些特征为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海外经历、学历、政治关联性以及性别,以此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在董事会决策中的调节效应,这些公司决策则包括管理者不当行为、投资决策、股利政策以及交互作用给企业带来的绩效与风险。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具有不同特征的董事会在各项决策上的影响方向不一致,但整体而言,企业推行社会责任能够改善高龄董事、"海归"董事以及女性董事的多数决策行为,起到良好的"声誉调节效应";而对政治关联董事以及高学历董事的决策行为却多数产生了消极的"资源限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