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金融监管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创新视角

金融监管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2—2019年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创新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加强金融监管能够减少企业创新数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减少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且主要是减少策略性创新数量,金融监管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提高企业创新的被引次数,即金融监管具有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创新“去粗取精”。融资约束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上述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更高或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更低的企业中,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强。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依据企业所在地区、所属行业、产权性质及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文为理解金融监管对实体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SG评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多期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ESG评级减少了企业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相对于以往的环境规制和政策激励,能够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企业参与ESG评级这一事件作为事件冲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ESG评级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管理者短视问题3个路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在理论上厘清了ESG评级这一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为更好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是人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与世界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不同,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存在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的现象。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这一微观视角切入,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企业现金持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最优现金持有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减轻或技术创新加快时,企业将现金分配于劳动要素的激励提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被强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以及劳动偏向型技术创新不足是分别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激励不足的重要原因。以上结论为理解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逆势上升之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供了有益思考。

绿色信贷政策与低碳企业金融投资——基于融资约束和投资动机的双重检验

低碳企业能否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下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并积极投身实体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绿色信贷指引》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融资约束和投资动机的双重机制,利用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低碳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低碳企业金融投资,较好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实体经济。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抑制效应源于融资约束缓解削弱了企业金融投资的“蓄水池”动机和“投资替代”动机,并且该逻辑得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规制强度调节效应的验证。此外,影响融资约束和投资动机的多种因素导致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据此,应构建多层次绿色信贷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可信度、营造健康金融生态环境,以防范企业“漂绿”行为,建立兼顾防风险、治污染和促经济的金融政策体系。

ESG信息披露、市场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

ESG信息披露是企业转达自身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目前不断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从理论上分析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利用沪深A股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对企业ESG披露是否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ESG披露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与ESG信息披露在企业融资约束上具有显著的替代关系。

政府补助与涉农类企业创新投资——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以A股涉农上市公司2015—2021年数据为样本,探讨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并探究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而融资约束对涉农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抑制效应。检验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交互作用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时发现,融资约束对政府补助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资存在反向抑制效应。以上效应在经济上行期、非国有产权性质、中小规模涉农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政府补贴对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价值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针对政府补贴对企业价值提升有效性的问题,基于2017—202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融资约束指数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提升企业价值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补贴正向影响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政府补贴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个中介变量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政府采购在市场中的稳定作用——基于企业经营风险的视角

稳中求进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探究政府采购对市场的稳定作用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企业经营风险视角,以2015—2019年获得政府采购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政府采购的市场稳定功能。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且这一效果主要通过提高产品市场地位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经营稳定的效果在采购主体行政层级较高、经济衰退期以及政策扶持对象创新投入较高时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采购的稳定效应会通过供应链溢出至被采购企业的上游。研究结论既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融合交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吗?

绿色信贷是桥接金融信用与环保的关键纽带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基于2012年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DID)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基准回归表明绿色信贷抑制了绿色信贷限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政策影响的时滞性和企业的策略性应对使得政策颁布两年后抑制作用才不断增强。其次,融资约束和投资惩罚的中介机制表明,融资约束和投资支出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进一步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信息效应和环境规制倒逼效应的调节机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影响存在非对称性。

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

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成本,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以实现涵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吗?基于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以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显著地提高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环境税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实践上为完善中国环境税制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金融资产持有与企业违约风险: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持有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与企业违约风险呈现显著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金融资产持有有助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而过度的金融资产持有将会加大企业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KZ指数、现金流状况、财务冗余和真实利润水平代理的融资约束在金融资产持有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传导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金融资产持有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亦能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违约风险预测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相对于非国有、高污染与高金融监管水平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国有、低污染与低金融监管水平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力度更大;(2)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承担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及降低企业风险两个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企业风险—企业绿色创新”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企业社会责任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提高会加剧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4)政府环境规制对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加剧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5)媒体关注度会正向调节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即媒体关注度上升会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微观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扩展了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促进了宏微观互动研究;另一方面,该成果为实现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有效结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目前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企业创新以及充足的资金流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关键,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此,选取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融资约束均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以及融资约束水平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会下降,主要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减少;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政府、企业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化投资路径选择

以我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为背景,选择2013~2016年A股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用技术创新替代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会激励企业用更多的技术创新来替代环保投入,但融资约束会弱化这一替代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影响机制突出体现在国有企业中,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增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未来短期业绩的抑制作用凸显。本研究从投资组合的视角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投资方式选择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融资约束——基于社会责任“累积-保险”效应的研究视角

综合运用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长、短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对比,考察了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时,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并论证了不同政策不确定程度下的效应表现机理。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具备"累积效应",长期社会责任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强于短期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也具备"保险效应",会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累积效应"仍然存在,且会因长期社会责任"保险效应"加强而得到强化。不同产权性质下: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小,且"双效应"更稳定;而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受经济政策冲击更大。研究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积极效应,呼吁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值得长期坚持。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者异质信念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以及投资者异质信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负向作用于投资者异质信念,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促进企业降低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投资者异质信念正向作用于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越高,由此带来的融资约束越严重;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负向作用于融资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投资者异质信念是企业社会责任作用于融资约束的中介变量。研究结论表明,应当加快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投资者信息识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