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友参与学校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推进路径

在国家政策倡导、高水平大学建设需求和校友自我实现三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校友在学校民主管理、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术研究、文化育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参与作用。大学校友参与学校治理在实践逻辑上体现为在共同治理中走向“共同实现”,是一种基于治理目标基础上的有效行动。在治理实践中,校友参与学校治理面临思想困境、行动困境和保障不足,迫切需要聚焦“交往动员”“组织动员”“科学动员”强化动员机制建设,聚焦“民主治理”“全面治理”“创新治理”提升内部治理效能,聚焦“合作共赢”“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拓展外部治理效能,划定“权责边界”、着眼“共创共享”构建校友与学校的健康关系,以新时代校友参与学校治理有效行动助力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选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的绿色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强化内部治理及提升市场关注等路径作用于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污染严重、环境规制严格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研究内容有助于厘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董监高责任保险与企业“漂绿”行为:抑制还是加剧?

“漂绿”现象的泛滥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方案,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董监高责任保险抑制“漂绿”行为的内在渠道。同时,本文还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与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功能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而投资者关注对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更多发挥了互补作用;从管理层团队特征来看,在董监高团队女性比例较多、平均年龄较小以及拥有较多海外背景的情况下更有助于强化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董监高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从官吏分途到科层内部市场化:次官僚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以公安机关警务辅助力量为研究对象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人事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这一制度遗产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官吏分途演变成当下的科层内部市场化。为规避传统国家治理中胥吏制度的陋习,强化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次官僚被吸纳到官僚体系中,并被赋予强烈的科层色彩,具体表现为次官僚的薪资结构、职业发展、晋升机制、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论文以公安机关警务辅助力量为研究对象,从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角度阐述了科层内部市场化治理模式的组织动因与行为逻辑。

基于内部管理失控的国有煤炭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本文从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与关系出发,分析了国有煤炭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客观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结合国有煤炭企业以公司制为基本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现状与实际中的案例,最后从优化股权结构、加强监督制衡出发,针对国有煤炭企业内部管理失控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对策。本文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对于研究我国国有煤炭企业的公司治理与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公司创业投资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基于CVC项目异质性视角

公司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是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本文基于CVC项目异质性视角，探讨控股与非控股CVC项目治理结构下CVC投资组合多元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差异以及组织冗余调节效应的差异。通过2000～2012期间沪深主板78家上市公司CVC项目投资的686个创业企业样本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非控股型CVC项目治理结构下，CVC投资组合多元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U形”关系，组织冗余对两者关系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

结合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以深交所公布2008—2011年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的主板上市公司为基本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投资者保护视角下审计委员会特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方式。研究发现,选定的审计委员会特征均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引入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审计委员会特征的交叉变量之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职责与权力保障的落实程度均显著正相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同时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这种相关性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将更为显著。

系统思维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面临改革步伐缓慢化、改革问题积累化、改革措施碎片化、改革行为孤立化、改革成效放大化以及改革环境复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改革与稳定的矛盾、独立与依附的矛盾、学术与市场的矛盾以及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应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及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权力充分下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施统筹兼顾战略。

论转型期国有资本营运治理

在现有指导国有企业治理改革实践的理论中 ,股东单边治理逻辑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共同治理逻辑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都有各自的适用性范围以及相应的局限性。本文认为从国有资本市场化营运过程中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配置的视点来考察国企改革的思路 ,则二者可以达到有机地契合 ,并共同服务于国有资本营运的保值增值目的。由此 ,本文提出国有资本营运治理范畴 ,并从国有资本所有权主体治理、国有资本营运过程中的法人治理以及国资公司治理三个层次重新梳理了国企改革的思路。

关于订约环境对公司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亚洲四地区的经验数据研究

公司治理的最终表现往往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本文重点考察了订约环境即包括一国对股东保护立法和实施的总体水平,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的成长机会以及公司规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状况,并且基于亚洲四地区的经验数据,对以上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最后得出,在订约环境中,宏观的法律的规范、完备和高效实施相较于其他微观的因素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共治到共享:共享经济诚信伦理问题分析

诚实守信是契约经济的观念基础,是共享交换的基本前提。近年来,以闲置和低效利用资源使用权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共享经济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市场交换中的人际关系,提出了陌生交换、使用权交换下的人际互信和诚信问题。在共享经济实践中,平台企业建立起审核、结算和评价等三大机制以增进诚信,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户的诚信失范问题仍然频发,损害了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侵蚀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根基。要在“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用户强自律”的大框架下,通过政府的制度治理、平台企业的内部治理、平台用户的道德自律以及政府、平台企业、用户的共同治理,重建共享经济诚信伦理。

客户关系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基于客户关系对企业产生的两种不同效应,利用中国A股上市制造类企业2007—2015年数据,研究了客户关系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及传导路径,并分析了市场地位和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客户关系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其传导路径主要源于客户关系的积极治理效应。拓展研究发现,客户关系能够通过提高企业长期负债发挥治理作用,在市场地位低和公司治理强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机制的治理功能更加显著。

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其对上市公司财务透明度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旨在探讨社交媒体,特别是东方财富股吧的发帖活动,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行为.借助东方财富股吧发贴数据,通过构建关于财务造假被惩处的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本文发现股吧发帖数目与造假发生的概率成反比、与造假被发现的概率成正比,即社交媒体可能起到抑制财务造假以及揭露财务造假的双重作用.为了应对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基于"造假三角(fraud triangle)"理论,本文提出并验证了股吧发帖活动通过降低潜在造假机会和增加合理化造假难度来降低财务造假可能性的两条路径.异质性分析揭示了负面帖子和高级用户发布的帖子在抑制财务造假方面更为有效.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对社交媒体如何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理解,也为监管机构如何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财务监管提供了借鉴.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我国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税收征管与纳税不遵从问题。基于2013—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激励企业提高自身纳税信用等级,进而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机制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治理水平两个方面促进企业纳税遵从,且企业声誉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更能体现留抵退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的政策效果;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激励下,其纳税遵从度更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当地企业纳税不遵从行为发挥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扩大留抵退税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以纳税信用评级激励企业主动提升其纳税遵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