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劳动者与保护投资者

尊重劳动者,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它对保护投资者是否同样有利,关系到这项要求能否得到自觉持续响应。以2013年至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尊重劳动者也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当企业所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时,这种效应更显著。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创新投入和缓解投资不足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尊重劳动者与保护投资者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自觉响应国家号召,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保护投资者权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WTO多哈谈判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问题的思考——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视角

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是WTO多哈回合谈判中的重要议题,当前的GATT一般保障措施和SSG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保障问题关注不足,SSM的建立可有效缓解传统保障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保护不力的难题。后多哈时代,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问题的有效解决应在全球化视野下,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逻辑起点,构建全球性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应继续坚持特殊保障机制只能为发展中国家使用,适用范围包括一般农产品且适用较低的触发水平,从而易于简便、有效的实施,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s a manifesto for the rights of the disabled. It establishes the values and concepts, the guidelines for action, and the system of 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orldwide. As one of the main drafting countries and the first signatories of the Convention,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vention and faithfully fulfill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signatory party, an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up its legal system, policy and cultur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goals of the Convention, there still exist some gaps in rights awarenes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related systems.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the Convention,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country will continue to cultivate its human rights culture, upgrade its capability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s, guarantee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rights of the disabled, and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论公司法与刑法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刑民交叉案件为视角

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科学性,建议推动公司法与刑法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扭转两法之间存在的碎片化与孤岛化现象;尊重公司法秩序统一性,确保前置法创设的法律秩序受到刑法礼让;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并从严处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在裁判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时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与公司法人物权,尊重股权转让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刑法落实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平等保护的原则,对侵害国企财产与民企财产的行为实行同罪同罚;采取兼顾公司利益与公司意志的职权范围标准;刑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尊重与保护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可持续、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确立先民后刑、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程序正义原则,对同一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一律采取先民后刑的新思维,对互有牵连、但并不相同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采取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裁判思维。

论新《公司法》的四项核心原则

在《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反思和重塑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有助于宣誓法律价值,明确立法目标,奠定立法基调,重构法律条文,统领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公司法全球竞争力。公司法的首要原则是保障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活力。第二原则是保护股东权利,坚持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第三原则是尊重公司的债权人,强化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化解金融风险。第四原则是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义利并重,打造受人尊重的多赢共享的商业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原则和而不同、同频共振,既应载于公司法总则,更应贯穿于全部公司法规范体系。

环境权利的重构——兼论环境生存权与环境发展权及其实现

环境权利是每个人对充分实现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而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充分性不能仅仅止于不遭受有毒有害污染对生存健康的损害,还应享有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因此,环境权利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环境生存权与环境发展权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推进环境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新思路:解决环境生存权与环境发展权的优先性问题;确认环境权利实质上是一项个人权利,借以获得来自国家(政府)的相应保障;认同环境权利是一项与义务相结合的权利。

影响省属高校后勤实体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省属高校后勤实体在社会化改革的现阶段,改革政策的支持力度直接影响改革进程,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后勤实体的生存发展,校内服务市场占有的份额直接影响后勤实体的正常运行,劳动服务定价的科学合理程度直接关系到后勤实体“两个效益”的实现。

论公司法与反垄断法的良性互动

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共同保护和规范的重要市场主体。但在法学研究和执法实践中仍存在碎片化和孤岛化的现象。在两法双双迎来修改之际,立法者应推动两法的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相辅相成。两法和而不同,都致力于提升公司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都遵循民法基本原则。公司并购反垄断执法应秉持包容审慎、处罚谦抑、服务能动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有效保障公司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司并购反垄断审查应采取“原则放行、例外禁止”的政策。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继续保持法治定力,坚持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法治化与专业化;新《反垄断法》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理念,确立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公司并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从公司并购限制性条件的适用范围而言,应确立“可限可不限的,坚决不限”的立场。反垄断处罚措施的选择和使用应体现过罚相当的公平原则和比例原则。建议《反垄断法》专章规定“垄断行为的预防”,增加执法机构事先预防和事中监管的法定职责。落实《反垄断法》的治本之策是激活公司治理机制。公司并购反垄断中的控制权认定规则应尽量对标对表《公司法》。自我预防垄断应成为大型公司的核心社会责任。

中国特色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架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本产权论纲要(下)

人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马克思人类异化复归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形式,也是人力产权异化复归规律的经济制度形式,由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人力产权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有机构成。微观层面主要指人本产权型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简称人本产权型微观制度体系。宏观层面主要是人力产权宏观社会属性权利—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和治理监督权实现制度体系,简称人本产权型宏观制度体系。与此相关,还研究了物本产权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包括物本产权型向人本产权型转型的必然和历史过程,以及各自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优势战略属性研究——来自沪深两市731家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2007年沪深两市731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南京大学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基于全部样本的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优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行为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在特定情境的子样本分析中,东部地区总资产规模大于20亿元的国有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对其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最后将该子样本的企业竞争优势分解成企业生存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发展能力,表明在该子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对这三种企业能力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村征地补偿制度:从生存权到发展权

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无论是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范围还是补偿的分配都是一种生存权补偿机制。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失地农民发展权补偿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减少征地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应加快建立基于失地农民发展权补偿的征地补偿体系,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征地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等相关制度,同时从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失地农民生活水平衡量指标体系等方面加强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

《公司法》宜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使广大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生存”,实现“更大发展”。公司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公司法》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主体重要论述的贯彻。现行立法并未采取权利法定化的路径,导致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无法成为价值判断及司法裁量的直接依据。此次公司法修订应在总则部分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项权利是公司的基本人格权,贯穿于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及公司生命周期。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确立有助于公司的“正常生存”与“更大发展”,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亦有助于精准定位公司法改革之方向。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核心人权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总结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这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基本特征的核心人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相关论述指出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保障形式、保护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特色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

中国法文化中的“权利”意识与基本人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自身的权利意识,但在实现自身权利的方式上具有“以‘不争’胜‘争’”“等差”和“重群体而轻个体”等大异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特点。早在先秦时期就因遵循自然法则产生了必须保障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以民为本”治国思想,且在民权保障的程序法则与制度操作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

两权分离、金融发展与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研究样本,采用Poisson模型实证检验了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金融发展与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越高,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越多。(2)金融发展越好,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越少。(3)良好的金融发展会削弱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在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中,管理者不倾向使用约束自身经营决策的限制性条款,而更愿意使用对管理人员经营决策不产生影响,但会减少债券投资者实质损失的限制性条款。

企业代理成本与环境信息披露——基于管理层家乡情怀与市场化进程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2—2017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企业内部管理层家乡情怀和外部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企业代理成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代理成本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会随着企业代理成本的提高而降低,而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引入调节变量后,企业管理层家乡情怀与市场化进程均会对代理成本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起到反向调节作用,有助于抑制企业代理成本提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所得研究结论可以为如何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现代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新型的企业文化，要求深刻认识和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和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扩张和发展的灵魂，要切实转变观念，革故鼎新，加快建立我国新型的企业文化的进程。

生存权与发展权比较视域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生存权不仅仅包含生物式生存的权利,还包含着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权利。发展权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尤其强调发展的机会均等。生存权的实现离不开发展权的实施,发展权的实现又以生存权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离开生存权谈发展权或者离开发展权谈生存权,都不具有现实意义。国家对生存权进行法律保护所承担的乃是一种直接责任,对发展权的保护承担的是一种间接责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是一个既保护生存权又保护发展权的系统的救助工程。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生存权具体化为最低生活保障权,使贫困人口拥有法律上的请求权,对于发展权的保护还是主要要依靠政策来实现,这些政策当然要逐步的实现法律化。

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跨国公司普遍通过知识产权运作实现在全球的管理。研究表明,知识产权运作的影响表面是跨国公司对进入国市场和高额利润的攫取,而更深层的是造成进入国产业的附庸化和研发能力的弱化。为此,政府不仅应该重视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更应该积极参与在市场开放和企业管理上的知识产权管理,同时,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应着重寻求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论元曲中的人权精神

元代的法律体系,主要是随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因此,它在人权维护上也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元曲是元代知识分子人权精神呈现的一个重要载体,作家们讴歌了一曲曲有关维护生存、呼唤正义、平等发展、婚姻自由等方面人权的动人之歌,那既是元代士人的心声,也是人民与时代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