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非正式沟通网络与企业合作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资源获取和网络能力的作用

基于332家企业调研数据,研究了沟通网络、资源获取对企业合作绩效的影响,以及网络能力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式沟通网络和非正式沟通网络均对企业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取在沟通网络与企业合作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能力正向调节了知识资源获取、运营资源获取与企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且同时具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希望研究结果能够为企业间合作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责任同群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以沪深A股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专家访谈法、回归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同群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投资形成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同群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溢出效应呈“U”型特征;动态能力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同群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溢出效应,冗余资源和组织惯性缓解了企业社会责任同群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溢出效应。放松企业决策的独立性假设,将同群效应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框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合理配置。

首席营销官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企业营销管理工作变得愈加复杂,无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企业都需要了解在团队中设有首席营销官(CMO)职位能否提高企业营销绩效。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批发零售行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高管团体中设有CMO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MO职位正向影响企业营销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媒体关注度在CMO职位与企业营销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调节了CMO职位对企业营销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和营销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数字能力对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fsQCA的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能力成为影响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能力对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40家在华跨国公司为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数字连接情境下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结果显示,产品创新绩效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数字连接能力与企业资源偏好的影响;流程创新绩效中,数字智能应用、数字资源投入与分配能够促进流程创新绩效提升。结论可拓展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相关研究,为在华跨国公司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实践启示。

四重底线下模糊多目标可持续供应链网络规划

针对可持续供应链网络多基于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底线进行模型构建,未能充分描述企业自身治理能力与供应链模型的关联程度,同时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示模型中不确定参数的真实状态,在《CITI评价指南8.0》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经济成本、环境污染、社会影响与企业治理能力四重底线协同建模的模糊多目标可持续供应链网络模型,并设计了一种结合禁忌搜索与分支定界的混合式元启发算法(TSA-BB)对模型进行求解。首先,综合考虑四重底线的各项指标特征,建立相应的模糊层次分析结构模型表示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然后,根据相对重要程度依次构建直接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并依据二者计算各指标的加权中心度作为整合多目标函数的综合权重。最后,在TSA-BB中设计多种算法规则对模型进行高效求解,并基于大量算例仿真验证了模型与算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模糊指标与四重底线协同建模可更好地拟合供应链的真实状态,同时企业治理能力应成为各层级决策者均衡优化供应链网络模型需考虑的重要决策依据。

二元数字能力对在位企业转型绩效的影响——基于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与必要条件检验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时期我国传统在位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化转型活动如何提高企业转型绩效始终是学界与业界关注的重点。本研究基于组织双元理论与公司创业理论,遵循“能力—行为—绩效”研究范式,剖析数字运营能力与数字动态能力相协同的二元数字能力对在位企业转型绩效的作用机制,构建公司数字创业对二元数字能力与转型绩效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多元回归和必要性方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二元数字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转型绩效,数字创新、数字战略更新在二元数字能力与企业转型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数字新事业开发在二元数字能力与企业转型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本研究拓展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能力与公司创业的理论边界,识别并验证企业转型绩效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与战略实施路径,为我国传统在位企业破解转型效果难题提供管理性建议。

动态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动态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动态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均对企业绩效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增强动态创新投入能力、动态创新产出能力和动态创新转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为企业内部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动态的视角,也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及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社会责任、营销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A股715家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并分析内部营销能力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这一中介关系中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对营销能力与财务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通过营销能力这一中介变量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营销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反向调节,环境不确定性还可以反向调节社会责任通过营销能力这一中介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据此,企业应强化社会责任投入与管理,着力提升营销能力,适应环境变化动态调整发展策略;政府应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外企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研究以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外资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借助SPSS25.0与STATA14.0统计软件,实证分析外资企业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社会资本中的高管团队学术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企业创新能力在学术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政治资本与商业资本对创新能力与企业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动态性、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以2014—2019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具体划分为技术创新投入、转化与产出三个维度,分别检验三者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越强,其财务绩效提升越明显;②技术创新投入、转化与产出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③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在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三个维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

监督抑或合谋——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探寻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动因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多个大股东并存这一特殊股权结构安排所引致的监督抑或合谋势必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迥异影响。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采用和讯网发布的社会责任评分来刻画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系统考察了多个大股东并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这一股权结构安排有效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强化监督意愿与增强监督能力是其中两条影响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个大股东并存对具体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差异化影响,且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而改善了公司未来财务绩效。本研究不仅拓展并丰富了多个大股东并存与企业社会责任各自领域的研究视角及相关文献,也为切实提升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提供了基于优化股权机构的全新治理思路。

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数字技术应用的治理效应视角探讨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将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有效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动态能力和内部控制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样本中,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更显著。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企业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推动数字化治理提供了参考;为政府引导不同类型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给予相应政策支持提供了依据。

ESG表现与企业韧性:效应与机制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企业ESG实践成为企业增强韧性从而有效抗击和抵御外部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以2009—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韧性,这一核心结论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和缓解内生性方法后依然稳健。具体传导机制上,本文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增强内部治理的渠道机制来提升企业韧性。ESG表现在企业特质和行业特征上具有异质性。

企业风险投资驱动技术创新能力的机理和效应研究

企业风险投资已成为母企业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机会的重要承载体。基于知识基础理论构建企业风险投资影响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机理逻辑和影响因素概念模型,提出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以及投资组合异质性、参与深度调节效应的假设。以2010—2022年469家开展企业风险投资实践活动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风险投资规模不仅直接正向影响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且通过母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效应促进其技术创新能力,揭示母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企业风险投资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2)投资组合异质性首先促进了企业风险投资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但超过一定阈值会抑制企业风险投资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揭示投资组合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3)母企业的参与深度正向调节企业风险投资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因此,母企业应积极开展企业风险投资,加强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创新,并优化投资组合以发挥企业风险投资的最大效能,实现企业的资源共享和创新价值。

外资股东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6—2021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资股东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目前我国外资股东参股在家族企业中存在“同股不同权”的现象,但是外资股东涉入依然能促进家族企业创新。其中,公司治理能力和技术吸纳能力的提高是其中介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股东涉入促进了家族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并且对直接创办型以及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的家族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对外国投资者投资上市公司的限制;家族企业应合理引入外资股东参股,充分发挥异质性外资股东的技术优势与管理优势。

中小企业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融资逻辑、体系与路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小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保障民生、稳定就业、促进创业和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新时期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我国诸多中小企业为获取更多资金,开始采用第三方借贷、网上借贷、众筹等多种融资渠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受互联网金融的制约,使自身在孵化与成长的早期出现了一定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想要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就需要制定健全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提高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社会信誉及融资能力,最终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Thinking of peace when rich:The effect of industry growth on corporate risk-taking

We investigate the unique role and mechanisms of industry growth in firms’risk-taking policies.We find that industry growth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risk-taking,consistent with the prospect theory that a high-growth industry gives firms a superior external environment,which may cause them to refrain from corporate risk-taking as in the saying“thinking of peace when rich.”This correlation is stronger for product market leaders,industries encouraged by industry policies and industries that receive more government support.Firms reduce risk-taking through various corporate policies,including long-term,high-value investments,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cash holdings in response to high industry growth.Overall,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industry growth negatively affecting corporate risk-taking.

企业数字责任、数字信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结合技术能力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企业数字责任、数字信任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责任的实施有助于数字信任的形成,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信任在企业数字责任与高质量发展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能力能够促进数字信任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转化,正向调节数字信任的中介效应。

关系嵌入、知识整合能力与惯例更新——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激发创新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而组织惯例更新则是其中的重要先导因素。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例,探讨关系嵌入对惯例更新的影响,讨论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关系嵌入的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正向影响惯例更新;知识整合能力在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与惯例更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型企业文化在信任、信息共享与知识整合能力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进行有效的创新管理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制造业企业何以能成功构建服务化竞争优势?——基于企业关键资源与企业独特能力视角的多案例分析

制造业企业要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成功构建服务化竞争优势?基于企业关键资源与企业独特能力视角,以我国三家典型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运用扎根理论编码技术,建立了以“企业关键资源-企业独特能力-企业竞争优势”为框架的概念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强路径依赖性和强社会关系网络组织关键资源的培育是服务化竞争优势构建的重要基石,而形成于该关键资源之上的企业独特能力是制造业企业得以成功构建服务化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因子。同时,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层客户服务导向价值观的秉持对制造业企业塑造企业独特能力具有正强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