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基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内核的教育史课程思政路径析论

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内核——本根于“人性”的人本思想、追求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与理念,是学生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为大学生立志有恒提供精神资源,是教师立德和奠定事业的磐基,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不但是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文化的基本工作。基于此,从自强不息精神、理想人格风范、重义轻利价值取向以及尊师重道风气与传统等,通过构建“学—思—行—兴”模式,揭橥中国传统教育在磨砺学生坚定意志、形塑至善完人、浸润淑世情怀、铸就大国良师等层面的价值,探索其中的“立德树人”过程与思想。

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意蕴及路径探赜

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新疆的独特实践,充分映射了胡杨精神在新时代新疆的独特魅力。弘扬与传承胡杨精神是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是弘扬与传承胡杨精神的重要路径。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有效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推动塑造人民群众正确义利观,推动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走人民群众发展路线,加强社会主义人才队伍建设。坚定不移走文化强国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培根固本;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坚持守正创新,守住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提升文化内生涵养,创新文化发展形式,扩大文化发展外延。加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建设,丰富宣传内容,加快向外传播胡杨精神;创新宣传口径,激活胡杨精神内在动力;建立宣传制度,保障胡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浅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不断丰富了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系列理论。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是一整套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时代特性、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相继与辩证耦合,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因此,探析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有利于深刻领悟其价值意蕴与实践伟力,推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和当代价值探赜

“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的准则。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体现在礼仪风貌、恰当适宜、公平正义和情谊仁爱几个方面。传承发展“义”文化,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以恰当适宜为尺度,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实现共同发展;以公平正义为准则,实现文明和谐。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义”文化既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也是互帮互助的众志成城,更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探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提出的协调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它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全球难题的中国方案,深刻回应了“人类如何生存”“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又主张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这也蕴含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义利统一的经济伦理、和而不同的文化伦理、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等四大伦理意蕴。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进行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从伦理学的角度把握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意义,更能引导人们真正理解中国主张与世界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发展共同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生态文明的环境共同体的战略主张、天下情怀与伟大实践。

正确义利观：当代伦理生活的价值基础和行为指南

正确义利观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的价值视角，从人类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密切相关的高度，主张人与人、国与国以及己群之间摒弃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努力去寻求一种互利共赢的价值观，以此来实现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的义利并重与义利统一。尚正义、讲情义、重道义与尊当利、求大利、贵公利的有机结合是正确义利观的基本特征。正确义利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社会主义义利观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的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是中国道德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基元和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对中华民族优秀伦理价值观的扬弃与总结、对人类义利思想合理因素的科学吸收与借鉴。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时期指导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指导思想。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标志性节点事件,也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坚持包容并蓄、法治思维、正确的德法和义利观、系统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要义。从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衍生出来的“系统国家安全观”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和升华。

原儒“义利”观与公安队伍反腐倡廉建设--以平安文化原型理念为视点

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选择原儒“义利”观这一平安文化原型理念作为公安队伍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维度。在阐述“义”“利”之所指、原儒的“义利”观之后,论证原儒“义利”观对公安队伍队伍反腐倡廉建设价值在于:一、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和平安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二、促进公安干警严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十六字”总要求;三、提高公安干警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自觉;四、强化公安干警职业道德建设;五、增进公安民警法治精神,强化“从严治警”。作为平安文化的原型理念之一的原儒“义利”观,能够在当今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其现实功用。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转换

我国新生的市场经济道德必须得到传统文化的支撑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社会秩序的调节者和维护者。传统道德中的许多范畴能够为现代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的建立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料。义利观上，可以将传统的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转换成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现代市场经济道德。诚信观上，将传统的忠信、信义转换成现代公民诚信道德。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思想实质与时代构建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重义轻利"并非其思想内核,而"重义尚利"则是其思想实质。先秦儒家义利观对义的推崇,理论上是一种"义以为上"的道德理想,实践中是一种"见利思义"的道德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而是强调利的获取要有义、有道、有德、有法。在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启示下,建构新时代义利整体发展观,应该建构义与利相统一的价值观、义与利相协调的利益观、义与利相协同的道德观,以此达成物质追求和精神安顿的双重超越,真正实现人的幸福生活意义。

以正确义利观引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效能提升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是看待和处理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重要理念,其核心要义就是重在求义、义利合一。民心相通是最坚实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落实正确义利观的重要途径。正确义利观融入民心相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的意义,不仅在于突破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的价值认同藩篱,消解虚伪傲慢的“价值观外交”及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共同认同的价值观;而且在于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发力,促进民心相通建设效能的不断提升,更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探析

2013年以来习近平对义利问题进行多次阐述,形成诸多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断,为我们树立正确义利观提供了价值观指引。"义反映的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的论断指明了正确义利观之"义"的价值追求;"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则阐明了追求"利"的正义原则;"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是处理义利冲突、树立正确义利观应当坚持的原则。

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进化论元素——基于义利观的考察与分析

从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的考察入手,以义利观为例较为深入地解析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进化论元素的具体内涵,阐述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进化论思想元素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分析认为,严复在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改造,颠覆了封建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当时的进步力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思想铺垫。严复的努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富强的思想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生成、内涵与价值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构成,体现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从生成基础来看,正确义利观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传承和发展;就基本内涵而言,正确义利观的践行主体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实现方式是重义轻利、弘义融利和义利统一,目标指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当代价值来说,正确义利观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确立了道义基础,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导航。

文质论与义利之辨:黄宗羲与王夫之夷夏观之比较

黄宗羲与王夫之作为明遗民,早年都曾强调夷夏之防。不过黄宗羲的夷夏观以文质论为思想根基,王夫之的夷夏观以义利之辨为哲学归宗。前者是对汉唐儒学开放型夷夏观的总结,后者是对宋明理学保守型夷夏观的深化。这就从思想上解释了为何黄宗羲晚年转而认可清廷,而王夫之则继续坚决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