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内在结构与法治逻辑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是当今中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审判,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在办案衔接、审判权归属、审判组织综合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具体指导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运行特征,由此决定这类案件内部审判结构有着以下基本特性:内部审判组织架构的综合性,审判程序规范的适度灵活性,审判运行方式的安全有效性,审判形式上的严格性。在尊重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内在固有结构的基础上,仍需从审判权力结构的调整、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庭前会议和庭审要素的把握和审判方式的灵活运用等方面,建构案件审判的法治逻辑,以体现审判应有的司法属性和程序价值。

论腐败犯罪黑数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未被官方发现的腐败案件数,其存在不仅使犯罪数据难以统计和评估,更损害了“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危害甚巨。腐败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官方通报查处,如下任何因素,诸如权力运行失范、制约监督乏力、举报机制不健全、查处措施不力、科技赋能欠缺,都有可能导致腐败犯罪黑数。应通过综合施策,降低“腐败黑数”,实现腐败犯罪的标本兼治。

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问题研究——以单位行贿罪为中心

对犯单位行贿罪的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顺应我国反腐败政策的宏观导向和国际法的有关要求,符合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行贿单位适用《刑法》中现有的职业禁止面临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困境,可以从法律解释或设立单位贿赂犯罪特别职业禁止制度的角度探索出路:扩充职业禁止的内容、缩短禁止期限、设置公告渠道、明确执行主体、与合规制度有机结合,同时向单位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论我国公职刑法罪名的结构性更新

我国公职刑法罪名体系存在难以规制利益冲突型腐败的结构性障碍,反腐刑事法网的严密性有待加强。借鉴域外利益冲突型腐败犯罪的立法规定以及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前置法规定,利益冲突型腐败所侵害的法益应为公职行为的不可徇私性,即在利益冲突下公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该法益具有刑法保护之必要,应及时推动刑法立法修正,将利益冲突下利用公权获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在刑法上增设非法从事营利活动罪、利用职权非法牟利罪以及职后非法获利罪等三个轻罪罪名,以推动公职刑法罪名体系的结构性更新。

“小官”何以贪腐?——一项关于职务犯罪罪犯与基层公务员的实证研究

相对于“老虎”级别的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有关“苍蝇”的基层“小官”腐败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尤其是基于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基于调查获得的职务犯罪罪犯数据,从犯罪者视角探讨了基层“小官”腐败行为形成的主观影响因素;同时对正常履职中的基层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两个群体的调查样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基层“小官”贪腐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结构因素(年龄与级别的“天花板”现象)、机会感知因素(无“油水”“清水”岗位之别)、文化感知因素(腐败亚文化影响显著)、决策风险感知因素(党纪惩罚风险感知更为明显)等。这些研究结果为理解当下我国基层公务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实证依据。

隐瞒境外存款罪:规范检视、防治困境与纾困策略

《刑法》设立隐瞒境外存款罪,旨在强化对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督。然而隐瞒境外存款罪在监察、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存在诸多有争议的问题亟待深入研究。阐明隐瞒境外存款罪规范意涵,消解条文语义模糊性,应当紧紧围绕隐瞒境外存款行为侵犯的法益,并结合罪名适用的现实环境,对有争议观点展开梳理、论辩与反思。当前防治隐瞒境外存款犯罪,面临源头治理受阻、问题线索疏漏、办案程序繁杂的困境。为有效纾困,应妥善处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现行财产申报规定为逻辑起点,推动规范供给优化、制度刚性执行以及办案专业化、集约化,促进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融合。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我国刑法腐败犯罪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刑法在惩治腐败犯罪领域的规定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刑法反腐败犯罪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接轨情况也应当引起重视。通过对公约规定和我国刑法反腐败犯罪规定发展历程的分析研究,得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以及对死刑的规定尚未实现与公约的接轨,并根据现实需求对我国刑法在反腐败犯罪领域未来的发展、完善,提出将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公约规定统一、平衡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刑法规定、适时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在腐败犯罪领域的适用等建议。

我国重大职务犯罪指定管辖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近年来,为了更加深入地打击腐败,对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指定管辖已经成为我国监察机关的常用管辖方式。司法实践中,指定管辖制度的适用有其必要性,同时也存在适用任意性、易导致程序衔接障碍、阻碍权利人程序救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监察指定管辖制度,明确指定管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确定各司法机关之间的衔接机制,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司法实践,推动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市场化与腐败类型的地区差异——基于职务犯罪起诉书数据的多层分析

市场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腐败研究领域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对中国职务犯罪起诉书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影响地区之间在腐败类型上的差异,处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环境下,官员卷入交易型腐败的概率高于自体型腐败。因此,市场化不是简单地增加或者减少了腐败的总量,而是通过改变腐败类型的结构化特征来影响腐败的。此外,研究还暗示,中国由于地区间经济形态的差异,导致腐败的结构性差异,不同地区要针对不同的腐败形态制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反腐败策略,有的放矢,以便更有效地打击腐败。

预防惩治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通过经济学理论深入研究预防惩治腐败问题对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极为重要。腐败行为产生的信息、成本和制度等经济诱因值得高度关注,其危害主要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生产效率;扭曲资源配置,耗费社会资源;破坏社会规范,降低政府公信力。本文从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诱因和危害入手,提出预防惩治腐败问题的对策建议。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二元化立法模式下的刑法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与刑罚,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种立法模式直接导致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企业财物,收受他人贿赂的,都统一定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同时,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刑罚。

认罪认罚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与控制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认罪认罚制度,该制度的设置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为避免认罪认罚制度偏离正当程序的轨道,需要调查、起诉和审判各环节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单向控制,从而形成调查阶段基础性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审查性控制和审判阶段确认性控制的单向控制机制。但是认罪认罚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程序,办案机关单向控制不足以防止认罪认罚制度的乱用,所以还应通过设置确保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认罪认罚证明标准和判处刑罚可接受性等协调控制机制,保障认罪认罚制度在法治反腐中的应有作用。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浅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中国外逃资产追回机制的法律构建

近年来,反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生效,国际反腐败立法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其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机制,对中国来说,如何通过引入公益诉讼及缺席判决等方式,真正确立打击腐败犯罪、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机制,是摆在立法机关及法律学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反洗钱国际合作与犯罪资产分享问题研究

洗钱犯罪具有诸多上游犯罪,腐败犯罪是其中之一。腐败犯罪,特别是跨国腐败犯罪,日益演化成为跨国洗钱犯罪。犯罪行为人利用国际金融快速便捷的汇兑工具,实施转移腐败赃款的活动。通过跨国洗钱活动,可以使犯罪分子获取大量的现金,并进而从事经营活动,聚敛更多的非法财产,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为进一步实施腐败活动提供经济支持。为此,国际社会给予高度重视,在腐败资产追回和预防腐败资产转移目标下,探讨反洗钱国际合作,以及犯罪资产分享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腐败资产追回和预防腐败资产转移探索国际合作途径,提高反腐败国际合作成效提供方法上的参考。我国为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投入较大的精力,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广泛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推动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步伐。本文就围绕以上问题,从反腐败国际合作实践角度,运用实证思考方法加以研究,以期为反腐败调查、追回腐败资产、开展反洗钱合作提供总结与建议性思想材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我国虽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如何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与该公约相衔接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从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到侵财犯罪,将其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我国立法上的完善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