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二审开庭难的理论反思

刑事二审开庭范围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但囿于个案的消极影响、考核的指标主导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未完成的改革”。刑事二审开庭问题受到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需要在优化和调整审批程序、考核指标的基础上,确立程序公正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导制度改革。2023年9月开展的为期一年的“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为了巩固专项工作成果,避免考核指导下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程中需要及时作出制度回应,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充分体现正当程序与诉讼构造的指引,进而突破刑事二审开庭问题中制度因素、实践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制约;其次,在刑事二审开庭范围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由列举应当开庭的案件范围转变为列举可以不开庭的案件范围,进一步明确“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最后,还需要构建起针对二审不开庭的上诉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法律监督机制,为刑事二审开庭问题提供具有刚性的程序保障。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融合了保障人权和司法监督之双重功能,但在制度运行中异化为发回重审不开庭、发回标准不清晰、司法说理不明确和发回重审适用率大于改判的乱象,制度预设的保障与监督功能无法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下,应当坚持无罪推定的精神,对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进行完善。首先,在发回标准上,完善实体性和程序性发回重审的规定;其次,在审判方式上,应当开庭审理;再次,在重审法院选择上,将范围扩大到原审法院之外的其他同级法院;最后,限制程序性发回的次数。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民事二审独任制的正当性基础与优化路径

民事二审独任制是《民事诉讼法》新修改创设的制度,其实现了二审程序与合议制的“解绑”,但也遭到学者的质疑和追问。立足于繁简分流改革与司法资源配置的现实语境,可以从该制度的性质与目的、价值与功能、诉讼程序法理导向和司法实践层面予以回应。一方面民事二审独任制的设立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审理程序与司法资源的精细化配置,也有利于当事人诉讼独立性程序地位的实现;另一方面民事二审独任制的实施具有正当性,符合民事程序法理适用的功能自治与能动灵活,价值权衡下的程序简化同样能够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重提升。通过理论与实务两个维度,实现程序内与诉讼原则和审级职能定位的契合,程序外与法官员额制和法官责任制的配合,民事二审独任制将日益完善。

论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以程序功能为视角

刑事二审程序应当具有权利救济功能和裁判过滤功能。我国现行的全面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刑事二审程序功能的发挥,有必要加以改造。我国刑事二审审判范围的确定应当采取复审与复查并行的双轨制,实行有限审理与全面审查相结合,以保障刑事二审程序功能的实现。

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新探

全面审查是刑事诉讼法界定二审审判对象的根本原则,其建立在司法能动主义、真实发现主义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司法能动主义受到削弱、真实发现主义受到质疑,加之全面审查要求与实践的脱节,与司法其它价值及与司法整体改革方向的冲突,对其改革不可避免。但由于独特的社会境遇及制度背景演进的渐进性,改良而非废除是更合理的选择。

认罪认罚从宽的二审程序:废除、限制不如简化

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诉讼效率,学界多主张对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在刑事诉讼法保留二审终审制后,限制上诉又成为主流观点,实务中检察机关则用抗诉加刑来限制量刑上诉。对325份二审裁判文书的分析表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二审程序在防止一审错误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存在较大的简化空间。相对于一审终审论和限制上诉论,简化二审程序更有利于实现被告人权利保障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应当成为改革方向。制度的完善包括:不允许检察院用抗诉加刑来限制上诉,限缩二审审理期间不当的时间耗费,限制发回重审、开庭审判。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重塑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一直坚持的是单一的两审终审制。但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两审终审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因此,对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反思,进而用公认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措施来对其进行改造,并最终确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和有条件的一审终审相结合的民事审级制度。

论民事简易程序的规范化

民事简易程序过于简单的立法设计,不利于两便精神与诉讼经济原则。因此除坚持《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外,应以公正与效率、方便诉讼与合法原则为理念对现行简易程序进行创新。规范化的简易程序应设计为:审判组织专职化;适用范围标准双重化———以诉讼标的额与案件性质为标准;开启网上远程立案新形式;增设庭前调解制度;延长审理期限;加设二审程序及独任审判制。

第二审程序的反诉:制度建构与理念变迁——兼评《民诉法解释》第328条

第二审程序的反诉为相对独立之诉,程序选择权与纠纷解决一次性两种理论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基础。《民诉法解释》第328条是第二审程序的反诉在我国的客观实在法依托。然而,该条所做的程序安排交织存在着利益失衡、程序断裂与规范错位三大重要问题,严重抑制了第二审程序的反诉的理论认同与实践利用。在建构有序化与弹性化的第二审程序的反诉的过程中,合理的思路是适度糅合当事人合意机制与法院阐明权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共同生长。这样,合作理念将适当注入现代民事诉讼之中,进而将深刻改变民事诉讼格局及其未来发展路向。

关于在刑事二审程序中创建远程庭审方式的构想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二审的庭审方式成为近几年来法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二审的庭审方式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分析其发生的原因,提出创立远程的庭审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建议今后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予以采纳,以期对二审的庭审方式的改革有所助益。

论民事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

审判范围乃是人民法院在上诉审程序中对民事案件行使上诉审判权的权力界限,这个范围是由诉权和审判权交互作用划定而成的。具体来说,模式论、制度论、结构论、原则论都属于确定二审审判范围的论题。其中原则论、模式论、制度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确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横向内容,也就是划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宽度,结构论则从定量的视角确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纵向内容,也就是划定了二审审判范围的深度。它们的有机结合,共同综合作用,二审审判范围得到最终确定。

论二审检察院能否新增抗诉请求及其合理控制

关于二审检察机关能否新增原审检察院抗诉书中没有涉及的抗诉请求,《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提出全面、明确的意见。实践中各地做法各异,研究领域对此探讨较少且说服力不强。允许二审检察院独立提出抗诉请求,在国内检察体制下具有许容性,是检察机关延伸并正确行使诉权的要求,同时也是发挥诉讼监督职权的应有之义。为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可获得二审救济""上诉不加刑"有关权利,应当采取"原则上授权允许+合理限制"的态度,要求二审检察院只能在原审起诉指控的范围内,新增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请求或者针对原审检察院的抗诉对象、抗诉事项新增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意见和理由,并及时告知二审法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省级以上检察院应当对此做出统一规范,并随之改进抗诉法律文书制作工作。

刑事二审功能嬗变与控审分离原则的契合

刑事二审功能处于纠正事实错误与统一法律适用两种类型之间。科层式司法权力结构与纠正事实错误型二审功能匹配,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协作式权力结构要求二审具有更多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司法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以与其相适应。我国刑事审判权力结构向协作式方向改革的趋势,必然要求刑事二审的功能由片面纠错向主要提供救济方向嬗变,控审分离原则与提供救济的刑事二审程序具有更多的内在契合性,刑事二审相关制度因之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改革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以来 ,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一直坚持的是单一的两审终审制 ,但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 ,两审终审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因此 ,对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重新的反思 ,进而用公认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措施来对我国的民事审级制度进行改造 。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发回重审制度之建构

刑事诉讼二审中的发回重审制度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新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修改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文章比较分析了草案前后对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了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借刑诉法修改之际提出了自己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希望新法能够对此进行明确合理地规定,让正义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有关公诉案件二审发回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发回重审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导致司法审判工作的许多方面出现随意性。文章就其中的发回重审案卷移送,重审的审限、次数和理由,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

审判机关在刑事二审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审判机关在刑事二审程序中履行审判职能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刑事二审程序设计的不完善以及审判行为操作的不规范是主要原因。因此,应对刑事二审程序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科学规范审判行为,以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审程序中律师会见及辩护要点研究

律师在办理第二审程序的刑事案件时,需要熟练掌握第二审程序中会见与第一审程序的不同之处,牢记二审会见的注意事项,打消被告人的顾虑,核对案情的关键情节,梳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尤其应紧紧围绕第一审刑事判决中所存在的事实认定错误、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问题进行辩护,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职能,维护律师的良好形象。

刑事第二审启动制度探析

刑事第二审启动制度以“限制检察官上诉、禁止被告人无理上诉以及正当程序”为原则,其功能在于通过限制控辩双方上诉权的滥用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双赢。检察官上诉的限制情形包括轻微程序错误、证据瑕疵、轻微案件以及对死缓、无期徒刑上诉的限制等。被告人上诉的禁止情形包括无理上诉、在一审中自愿认罪认罚等。启动程序是指审查法官对上诉进行审查,以确定案件是否可以进入第二审正式审判的程序。该程序以书面审理为原则,听证审理为例外;审查法官作为审查权力主体不得由主审法官担任;审查决定采用一次处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