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ric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ing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ing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cultivating new farmers for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favorable to improving farmers' ability of finding jobs and starting undertaking, and beneficial to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and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Restrictions on development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 low value cognition of society and social assess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out of balance of cost and expected return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quality of supply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ailure to satisfy demand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mperfect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view of these,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trengthen propaganda and guidance to build environment of public opinion for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ush forward rural voc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to lay social foundation for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inforce policy support to assist in building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 education system to build overall framework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stablish system and norm for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双生论”理论框架与关键议题

当前,乡—城流动和城—乡流动并行发生,县域成为不确定性环境和流动性背景下人们的新型居留地和城乡连续体的关键集聚区。面对以往囿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需要从“县域”与城、与乡的纵深关联理解城乡融合式发展。通过对“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县域中国”的理论演进以及中国城乡变迁中人民生产生活的已有研究加以梳理和研判,提出“县域城乡双生融合发展”的“双生论”理论框架,认为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置于生产视角和生活视角下予以阐释,能够形成适用于县域社会构建、统筹城乡融合和归纳城乡关系新形态的指导性理论。未来的研究议题可围绕“实证研究—典型经验—治理启示”的思路纵深展开,包括探讨县域城乡生产融合、县域城乡生活融合的形成机制,挖掘县域城乡“双生”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归纳总结中国县域城乡关系的发展规律和新形态,深化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的治理启示和制度设计,以此拓展中国县域研究和中国城乡关系的本土化理论内涵。

如何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

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优化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更是确保乡村儿童接受公平优质教育的重要基础。但现实中,小规模学校布局仍存在诸多问题:布局分散程度高;决策中缺少科学的程序和技术;布局规划中学校教育资源不足、弱势学生入学机会不均等;校际空间隔离,跨校资源共享难以稳定持续等。因此,应进一步明确小规模学校布局优化的逻辑理路:以教育规划理论引领布局优化的教育功能发挥;以“公平、效率、质量”框架重构布局规划目标;以“集中+分散”布局结构为乡村振兴奠定教育服务基础;以“入学可达性提升”促进乡村儿童入学机会均等;以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学校一体化发展。同时,围绕“空间可达、服务范围、学校规模、校际发展优质均衡程度、能否促进学校传承乡土文化”等维度因地制宜设置学校布局标准,并提供支持性策略,主要包括:综合区位因素,构建小规模学校布局与乡村振兴规划融合系统;以参与式GIS技术为基础,优化学校布局规划程序;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妥善处理好布局规划中的伴生问题;共享教育资源,促进小规模学校与县镇学校一体化发展。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边界阻隔与突破理路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介于“相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发展,它在保障教育公平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县城学校与乡村学校间的多维边界效应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为此,通过组织边界理论予以学理阐释,得知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边界阻隔主要表现为以资源空间约束为表征的物理边界阻隔、以经济文化差异为表征的社会边界阻隔和以认知行为冲突为表征的心理边界阻隔。这些表现主要源于资源配置不佳与“新数字鸿沟”、差序格局与乡村教育城镇化趋势、示范观察学习差异等。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边界阻隔的突破理路,应从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与缩小“新数字鸿沟”并举、关注乡村教育差异性、增强创意阶层的乡村可及性等方面着手。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半工业化与县域经济发展方向

半市场中心地带依靠距离市场中心近、用地成本低和半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优先具备了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呈现出乡村半工业化发展路径。乡村半工业化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成熟的完全工业化路径,在厂房布局、用工安排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表现出乡土嵌入性特点,满足了本地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需求。乡村半工业化发展嵌入到乡村社会发展秩序中,与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家庭发展目标相契合。工业园区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嵌入在地方社会中的乡村工业发展,造成了工农互斥和城乡分离。县域经济应根据客观条件,维护内生于县域空间的中小规模半工业化产业,走以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化和县域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我国县域商业发展态势与推进策略

县域商业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农村居民多元化、多层级、多形态消费需求的纽带,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源。近年来,我国县域商业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主要体现在县域商品和服务市场规模稳定扩张、流通网络不断完善、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孵化、农村电商创新发展、物流快递配送体系明显优化、农产品流通渠道持续延拓等多方面。但我国县域商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商业网点数字化改造和升级程度不足、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亟待提升等短板,成为制约我国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堵点。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县域商业发展呈现出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导、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为驱动内核、以线上线下融合为关键路径、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最终目标的时代特征。数字化转型视域下,传统商业变革迎来新机遇,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大数据中心、“互联网+农产品”流通体系、物流配送体系三领域的建设力度,鼓励商贸流通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场景三维度的创新,实现县域市场主体竞争力、县域商业人力资本储备、县域消费环境三方面的改善,进而推动县域商业沿着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便民惠民的方向发展,繁荣农村消费市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跨县搬迁社区运行逻辑及反思——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视角

跨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是一个涉及主体、空间、要素和制度的动态复杂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J安置区为例,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主体-空间-要素-制度”四位一体分析框架,考察跨县搬迁社区的运行逻辑。“断根”阶段的行动目标是“断穷根”,此阶段社区行动更多指向迁出地传统行动机制延续及再生产;“融入”阶段的行动目标是“能融入”,此阶段社区行动主要包括就业生计、社区治理、社会适应、民族融合行动等。现实经验看,安置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延续传统生计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融入”行动重塑也面临就业生计重塑难、社区治理重塑难、社会适应重塑难和民族融合重塑难四重困境,由此使跨县搬迁社区运行呈现“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共存的实践特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从衔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出发,一方面聚焦大型搬迁安置区的现实问题,健全以属地为主、迁出地为辅的协同工作机制,完善县域公共服务,避免安置区陷入社会化“孤岛”;另一方面重塑共同体意识,健全安置区自治体系,强化搬迁群众内生动力,提前谋划过渡期结束后的社会融合议题,切实规避“扶而不退”的负面效应。

我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战略选择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动态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由于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社会文化和资源配置等方面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推动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程中,仍然面临义务教育评价功利化、多主体协作浅表化、乡村文化底蕴流失、软硬件资源投入不均等困境。为解决这些困境,需要从价值引导、政策推动、文化认同和历史趋向的角度厘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进而搭建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逻辑架构,为我国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战略选择。

公共产品一体化引领县域城乡融合的机理、挑战与对策

现阶段,县城成为城镇化体系建设中的重点环节,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入实施,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正当其时。公共产品一体化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并具有先导作用。其中,社会公共产品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经济公共产品一体化促进城乡产业融合,数字公共产品一体化促进城乡治理融合。县域公共产品一体化受到城乡二元体制、县级财政能力、县域公共产品特性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板等因素挑战。需要统筹规划、构建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公共产品分类转型供给、全面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以公共产品一体化引领县域城乡融合。

长三角地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县域城乡融合是中国城乡关系演进新的阶段,是实现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测度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152个县级行政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表现出生态融合>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的维度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动态演变进程中呈现出低水平融合区逐渐向中等水平融合区的转变趋势。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财政自给率显著地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失衡、金融借贷比则与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县级行政单元人口规模和经济区位中均存在异质性。

新时代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县域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城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向上连接着城市,向下连通着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理想载体。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本文在梳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就新征程下为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展开了理论分析,最后就如何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具体路径。

“互助互惠”式共享: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理路

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是指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在空间上具有同等地位,在身份上具有共同归属感,在资源拥有上具有对等交换价值,在关系上具有互助性共享和互惠性交换。当前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尤其在发展共享、资源对等交换、身份认同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互助互惠”式共享具有相互性、黏合性和共生性特征,具备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可以“互助互惠”式共享方式生成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共同资源,激发教师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的主动性,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

安徽省县域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机制研究

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耦合协调是透视地区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章首先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分析方法,定量测度了安徽省2010—2020年的城乡融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过程,并使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来探索影响城乡融合的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首先,2010—2020年,城乡融合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呈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整体波动幅度较小,各县区耦合度的变化出现“聚集—分散—聚集”的“东移南迁”现象,耦合协调度轻度失调的区县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出现了地域低值锁定现象,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带。其次,分区域来看,皖北、皖中、皖南的城乡融合耦合协调以2015年为转折点,先小幅上升后又持续升高。其中,皖南和皖北区域协调差异趋于直线式减弱;而皖中区域差异呈现波动发展。整体来看,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呈现出“北低南高—西低东高”的空间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淮河以北冷点区和长江以南热点区阶梯状新格局。最后,PM2.5浓度、人均GDP、流域、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产值占比、森林覆盖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城镇化率、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是影响安徽省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基于S-CAD法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方案评估研究——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规划方案作为相关利益主体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应当在规划评估中予以重视。基于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采用S-CAD政策评估方法,以陕西省佳县的《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规划》文本为例,选取规划编制与实施主体——政府作为主导视角,对规划文本的内容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立场、目标、手段与预期结果的一致性、充要性与依赖性分析。研究发现:一、该规划文本自身的逻辑性较强,各个环节存在基本的对应关系;二、规划文本当中对于产业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的解决方案描述较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交通环境改善以及人口流动的实质性解决方案相对较少,逻辑上存在一定的漏洞,需进一步完善逻辑链条。基于此,提出建立城乡规划全过程评估体系及重视多元利益主体协调关系的建议,以期为相关规划的编制与评估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县域城镇化对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9—2024年1092篇CSSCI期刊文献,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和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从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和前沿议题3个方面分析县域城镇化研究概况,研究发现:第一,伴随县域城镇化政策目标的转变,研究主题从聚焦于县域经济扩展到县域发展多个领域,更为系统地探究县域城镇化问题的“时机”已逐渐成熟;第二,县域城镇化研究热点可概括为理论内涵及发展机理研究、水平评价和时空演变分析、影响因素和优化机制研究、县域城镇化效应与协同推进策略研究、案例分析和实践经验总结5个方面;第三,研究前沿趋势可总结为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问题探索、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问题研究3个方面。未来,学界应重点探讨县域人口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城市群与县域功能布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城镇化、可持续县域城镇化、县域多学科交叉等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县域城镇化路径贡献理论智慧。

要素流动何以推动县域城乡融合:经验观察与逻辑诠释——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例

在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驱动下,县域城乡融合格局存续和演化的根源与要素流动紧密关联,要素流动、对接与组合构成其基础动力与逻辑起点。本文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观察样本,将其置于“要素-结构-功能”框架下诠释要素流动与县域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县域城乡融合是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撬动城乡“人”与“业”的复杂动态过程。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置情境下,通过建立全周期利益平衡机制与强化政治任务特性促进资本要素流动与组合,借助土地空间整治与土地开发权的再配置推动形成农民非农化的就业结构。进一步立足城乡投资和就业结构变化,通过“工业上楼”与差异性的市民化策略强化城乡系统福利供给能力,最终形成县域城乡融合的整体局面。据此,在“大国大城”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坚持“在集聚中走向融合”的发展取向,通过充分而全面的要素流动、结构转型与功能整合,整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乡融合。

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评价既是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战略制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一体化进程中阶段性成果的反馈。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德尔菲法、聚类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构建了3对一级指标、13对二级指标、32对三级指标构成的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黑龙江省县域初级中学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黑龙江省13个地市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依据计算得出的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指数,通过自然间断法聚类分析把黑龙江省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水平分为4类地区,二级指标的差异状况可以深刻的反映出制约一体化发展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认为,由于学校体育标准化进程和教育投入具有阶段性特征,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条目也需要适时地增减和调整。为准确把握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进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逐步建立内在统一的学校体育监测体系和监测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动态评价。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社会支持系统,形成一体化发展内在动力,进而构建城乡学校体育帮扶机制、集团化办学机制、资源统筹共享机制。

内生性空间修复: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基于浙江省P市的经验

空间是生态文明的物理容器,也是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视角。在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由于生态空间增量资源的限制,地方政府主动发挥调控作用,通过产业“腾笼换鸟”和环境综合整治等措施,实现县域空间的内生性修复,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经验。该过程立足县域独特的自然社会禀赋,以域内生态环境资源创新利用与循环发展为动力,形成具有整体性、内部性和自发性特征的内生性空间修复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多重生态空间的转型重构。浙江省P市通过县域空间重构、空间整合、空间更新、空间增值,推动了既有产业空间、城乡人居空间、生态景观空间与生态文化空间的重置与再造,展现了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内生性空间修复的生动实践。这一实践基于县域整体统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县域生态资本、自然资本与生态文化等要素的共同作用,蕴含了政策在地化、城乡共生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与价值内在化的多维共奏,既盘活了县域内生态资源,又保留了县域自然生态风貌,实现了产业增效、居民宜居、生态增值的多重效能。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性空间修复逻辑回应了生态环境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县域资源统筹与整合,以空间内部更新、重塑与再生,创造出应对生态挑战、维持空间平衡、创造空间价值、保留地方特色等多效合一的新样态,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也为生态环境空间正义价值旨归的实现提供了实践方案。

家庭视角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形成逻辑及其影响

近年农民家庭在家乡县城购房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普遍趋势,极大加速了这一区域就近城镇化进程。从农民生活世界出发,这主要缘于有限的家庭支付能力、家庭本位与乡土之根、区域婚备竞赛、子女教育需求、县级政府引导等多重因素。进城之后,农民家庭总体目标的转变塑造出了新的“一家三制”家庭形态,包括撑开在城-县-乡之间的家庭结构、半工-半耕-伴读的家计分工及积累性-保障性-发展性并行的家庭秩序。“一家三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产生的新实践,也使得进城农民成为了兼具县城和乡村两种要素的“县乡两栖者”。县乡两栖打破了“城”与“乡”的地域边界,具有助推更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力,但也蕴藏着一定的家庭和社会危机。据此,建议将县乡两栖者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重点对象,通过渐进式城镇化政策、合理确定县域产业建设定位和目标、统筹县域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等手段,为其发挥积极功能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