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基于湖北省S县与四川省L县的调查

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后,中央加大了对农村财政的投入,在缓解县乡村财政困难和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行的县乡财政体制仍然存在着公众参与体制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规范、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机制改革不到位、县乡村财政整体造血能力不强等问题。只有建立民主、透明、完整、有约束力的县乡村财政预算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分税制与改革农业直补方式,构建有利于农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稳定的专项财政制度等,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乡财县管”制度对乡镇财政支出的约束效果--基于湖南两试点乡镇的实证分析

"乡财县管"制度是中央继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提出的又一重大措施,旨在通过规范乡镇财政收支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以湖南两试点乡镇为例,从乡镇财政支出的视角对这项改革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跟踪性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乡财县管"制度的实施规范了乡镇财政支出活动,但也提高了财务运行成本;保证了工资正常发放,但也加剧了乡镇机构运转困难与公共服务缺位;规范了乡镇预算内支出,但仍难以控制预算外支出。为此,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建立规范的县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转变乡镇财政职能和推进县乡财政信息化等措施,来完善"乡财县管"制度,提高乡镇财政的运行绩效。

“乡财县管”:理论视角与经验反思——一个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

作为我国基层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变革,"乡财县管"的制度设计与体制悖论,凸显了其理论预设与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使县乡财政关系的重构成为一个永恒的议题。本文从财政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财政政治学等理论视角,梳理"乡财县管"的研究现状,开展跨学科的探索性研究,这对于反思"乡财县管"的理论进路和实践历程,总结"乡财县管"试点地区的经验教训,科学预测其未来走向,从而更好地为该项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理论准备与参照样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基于湖南省武冈市的调查

以湖南武冈——一个劳务输出重地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深度访谈,揭示农民工返乡后在农村的生存状况:文化生活极为单调;或闲置在家,感觉"真无聊"、"郁闷"、"失落",或认为"危机是暂时的","赶上了好时候",积极另谋出路。提出了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吸纳农民工在家乡就业;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农民工就业门路;营造宽松环境,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服务;转变城市管理思路,变农民工返乡潮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契机的对策建议。

西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与完善

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县乡财政存在收支矛盾突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与东、中部县乡财政差距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划分模式与事权划分模式不对称，税制收入格局僵化以及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均衡效果不明显。应重新调整事权和财权的搭配结构，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西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探析——以河北省定州市改革为例

为有效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断探索下,正在逐步完善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目前全国已经有18个省试点"省管县",受到政策扶持的县(市)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省管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现实路径。以河北省定州市的改革试点为例,着重考察在扩权强县改革中取得的成效,并分析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完善措施,以及政府在改革中的责任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历程:一个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大体经历了从"分灶吃饭"到"包干制"再到分税制的变化。以财政分权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涉及公共财政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支出效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分析和预测财政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并就摆脱现阶段县乡财政困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析

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模糊并倾向于向县乡政府推移,地方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权高度集中等。研究表明:"省管县"和"强县扩权"有助于改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但只有与地方民主建设相结合,才能做到面向县乡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级次,细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实施彻底的分税制,扩大基于财力均等化公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

我国县乡财政负债现状的实证研究

关于我国县乡财政债务的规模、来源与构成目前还未有完整的全国性统计。综合国内学者的调查结果及实地调查结果,认为法定支出和专项配套等支出刚性增长、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是县乡债务的直接成因。县乡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影响了县乡政权的正常运转,使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支农能力弱化,从而对农村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对县乡债务的管理。

西部县乡财政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在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西部财力与东部差距拉大,县乡财政困难十分突出。西部县乡财政困难不仅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而且也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文通过对陕西、甘肃两省县乡财政困情况的分析,探究了西部县乡财政困难产生的原因,试图探寻化解县乡财政困难,促进西部财政振兴的路径。

进一步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以贵州省为例

县乡财政体制是整个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国县乡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县乡财政总体实力不断增强,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县乡财政的困难与日俱增。以贵州省为例,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着力采取推进"省管县"改革、规范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乡镇财政监督水平、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等措施。

我国县乡财政改革现实推进路径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农村县乡财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直接带来一系列制度和管理层面的变化,变化体现了一般制度变迁的综合特点,文章分析回顾了我国县乡财政改革的路径,认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统筹发展的内生要求、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失衡、乡镇行政机构设置的变化均为进一步推进县乡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

渝西地区小城镇建设问题研究

以渝西地区为例,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从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该地区小城镇建设的构想,并具体分析了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应该做好的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工作及应该注意的问题,鉴于小城镇建设离不开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也对相关的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县乡行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农村改革从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关系改革,进入了以完善农村上层建筑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的阶段。此次的农村税费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的成效有多大,改革能不能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基层政权主体和支出机构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乡级政府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县级政府,要解决此问题,最好的出路是对县乡两级行政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从制度创新着手,打破现存的"压力型体制",重构农村行政治理结构,而不是简单撤销乡镇一级政府。

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改革

近年来,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每况愈下,被戏为“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县级财政勉勉强强,乡镇财政哭爹喊娘”,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建立地方政府公共财政为突破口,全面改革地方政府,从而最终使之摆脱财政危机,建立“精而强”的地方政府。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问题研究

虽然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离规范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仍有较大的差距,各级政府所承担的职责尚不明晰。明确县乡财政的地位和作用,论述其变革之路,并分析目前现状与成因可以帮助管理者制定出完善的县乡财政体制的对策。

防范和化解县乡财政风险的研究

近年来,县乡财政风险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妨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高度重视县乡财政风险的危害性,积极采取措施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对于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县乡财政风险的加剧是县乡财政运行状况不佳的集中表现,本文通过分析县乡财政风险形成原因,力图寻找防范和化解县乡财政风险的基本路径。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探索

县乡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对我们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在财政收入总量增长的同时,基层财力不足问题严重。县乡财政困难不仅严重影响基层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面对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现状,分析我国县乡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积极探索解决办法已刻不容缓。

完善县乡财政体制 实现农民减负增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减负增收的困难主要源于现行财政分配体制不合理和乡镇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均衡。必须改革现行的财政分配制度,均衡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精简机构,减轻农民负担。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