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县官田”与秦代地方公田经营

新出秦简所见“县官田”是秦代地方公田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县官田令”中“县官”指的是“县廷”,“县官田”应是属于县廷的公田。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情况分析,“县官田”的具体经营机构不是县属“田官”或“田”,而是直属于县廷的“左田”“右田”。秦统一后迅速在新占领地建立统治秩序,地方官营农业提供的物质支撑助力较大。

明代徽州进士群体任官情况述略——以歙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徽州科第兴盛,培养了一批进士,歙县进士数量为徽州六县之首。明代歙县进士在成化后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虽然其入仕起点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仕途发展情况较好。他们任官期间秉持“治乱兴废,勤政恤民”的民本情怀“、直言进谏,持宪不阿”的政治担当、“秉公执法,惩奸锄强”的耿介作风和“调兵有方,骁勇善战”的军事品格,因此受民爱戴、名声远播,从而形成了明代徽州进士群体的为官之道。这种治政理念和行为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徽州地域文化中朱子之学和宗族组织的滋养。

政策工具视域下县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动力、目标与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县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力量,其高素质专业化建设对优化基层政治生态至关重要。本文对S省关于开展县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扎根分析,尝试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此予以回应。研究发现,县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遵循“动力识别—目标分解—策略组合”的系统逻辑。首先,纵向科层压力与横向竞争压力的双向压力传导、领导权威赋能与现实治理需求的双重动机形塑,构成政策工具配置的初始动力。其次,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将干部队伍建设目标分解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廉政建设三项子目标,有效提高了政策工具配置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最后,组合配置资源引导型、激励塑造型、环境优化型政策工具,从多元治理资源支撑、内部激励结构形塑、外部发展环境优化三个方面促进政策协同发力,有效推动了干部队伍高质量建设。

盐与权:清代的盐店与州县场镇社会

清代官盐运销市场中的基层经营性组织,随着“认地行盐制”的确立而形成“总店—子店”的层级结构。顺治至雍正年间,各销区州县的盐商凭借朝廷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在中间集镇、基层集镇广设盐店,建立食盐贸易的市场壁垒。至清中叶,许多资本不继的州县盐店为维持经营,纷纷采取“出典”盐引或将“引地”作股招商的办法,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高回报、高风险的官盐贸易。嘉道以后,地方社会日益动荡,州县盐店为降低风险,更多地运用“非市场”的办法维持垄断经营,即以缉私为名大举招募武装巡丁,积极介入地方事务,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进程的重要势力。因此,清代州县盐店不仅是垄断官盐销卖市场的商业机构,还是基层市场社区中“威霸一方”的权力组织。

索薪封印:北洋政府时期职官的讨薪策略及其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延续晚清以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上军阀混战,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职官薪俸无法及时、足额发放。职官为维持机构运作及自身生计,不得不采取封印、组织联合索薪会等形式,向总统府、国务院、财政部及实权派索薪。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频繁,职官的索薪对象常常发生改变,加剧了索薪的难度。北洋政府职官的索薪封印,既反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也是北洋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表征。

横纵比较视角下的宋代官员俸禄水平

关于宋代官员俸禄水平问题的研究,学界早已有所论述,观点大体不出“厚”“薄”两种,盖因其参考标准与论据各不相同,故有此截然相反之结论。两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然亦有所不足,前者忽视了官员群体的内部差异,即横向比较,而后者则忽视了历史的前后变化,即纵向比较。因此,需从官员群体与时代先后,即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综合考察宋代官员俸禄水平这一问题,并分析宋代官员俸禄之构成与影响因素,及其于历代主要王朝中的水平,或可有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隋张盛及夫人王氏墓志考

隋张盛及夫人王氏墓志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该墓志纪年明确,志文记录了张盛的家族世系及其仕宦北朝的经历。根据志文推测,张盛曾祖等三代皆在南朝任官。其家族于北魏景明年间自南朝入北,家族成员定居北朝并担任官职。张盛所授官职皆早于隋,甚至早于北齐官品颁布之前。据墓志及相关资料可知,王氏卒地相州灵泉县至迟于隋开皇十年被裁撤并入相县,而非新旧《唐书》所载唐代武德年间,可勘史误。

巴里坤县团结东路清代墓地发掘简报

2019年8—9月,为配合巴里坤县群众文化中心项目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结东路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清代墓葬45座,出土纺织品、木器、银器、铜器、玉器等各类器物150余件(组)。其中M12墓主身着补服、蟒袍、衔水晶顶子的官帽,疑为五品官员,在新疆地区较为少见。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清代随葬习俗、清代官员服饰制度及清朝政府对巴里坤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均衡型决策:基层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模式——基于对S县特大洪灾人员撤离的案例研究

决策是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的关键环节。县级党委、政府在我国纵向国家治理体制中是具有完全制度架构的政治实体,处在承上启下的“接点”位置。在风险情境下,作为“接点者”的基层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是面临一系列外在条件的约束,他们必须在多重因素制约下进行价值排序、利弊权衡和方案取舍。基于中国情境构建的“上级支持度-制度清晰度-个体经验值”三因素模型,把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看作是他们在上级支持、制度规范和个体经验三个因素之间努力实现均衡的结果,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风险决策的失败。要提高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质量,必须同时增强上级的支持度、制度的清晰度和个体的经验值。

全面抗战时期湖南醴陵基层警察薪饷状况研究

在民国时期的薪饷制度设计上,警察官与基层警察间存在巨大鸿沟。由于警长警士薪饷依地方酌量财政状况而定,因而薪饷普遍低微。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醴陵因身处大后方,其警察局得以扩充。然战时醴陵基层警察薪饷始终未能合乎法定标准,考其缘由,经费拮据乃其要因,此实民国困窘财政状况使然。薪饷低微固难以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基层警察行业,已入职之长警亦不安心本职,逃警现象时有发生,在影响基层警察队伍素质同时,对基层社会治安亦产生不利影响。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清代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普遍性——以稀见卷宗《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核与王朝正常运转乃至更替密切关联。不列颠图书馆藏珍稀文献《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涉及清代江南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安徽行政地理密不可分。通过对史料所涉官吏年龄、籍贯、任职类型及考语等普遍性指标的分析,可窥见安徽官吏考核乃至江南官场行政运转及其政治趋向。清代安徽官吏考核乃至选拔经验,涉及江南地区府州县乃至清廷治吏理政的集权主义思路,得失成败值得省思。

宋代监司对州县司法活动的调控——以差官断案为中心的考察

宋朝统治者虽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府行政处置权,但由于实际统治需要,路级监司仍被赋予对州县司法活动一定的调控权。这种权力突出表现在通过移牒差官来复审州县各类狱案。宋代监司可以差官审理的案件包括州军翻异案件、巡历中发现的疑案、百姓越诉案件、中央下发案件等类型。为防止差官断案权的滥用,宋代政府制定了日益严密的差官法规和奖惩制度,中央、路级监察机构也对其进行监督。监司差官审案,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益,平反冤案、打击司法官吏职务犯罪,减轻监司行政负担。但这一制度的过度推行,也容易导致差出官员的州县事务废弛,以及反复差官导致狱案积滞等问题,而人为因素的影响则容易导致监司、差官贪赃营私、干预州县司法事务等严重弊病。这表明在政治制度建设中,完善条约规定的同时,必须把握好制度执行的度,过犹不及,同时要提高执法者的自身素质,完善监督、考核等配套机制。

王阳明南赣奏设新县的官员铨任问题初探

以朝廷正式下诏宣布新县设立为建县标准,确定王阳明先后于正德十二年五月、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正德十三年五月奏设的平和、崇义、和平三县,分别建立于正德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正德十四年三月四日、嘉靖元年八月十一日。另朝廷分别于正德十四年、正德十五年、嘉靖元年为三县铨选官员。从奏立三县到正式建县,从建县到选官,其时长皆存在差异,这是动荡复杂的正嘉朝局、建县基础薄弱的南赣社会以及建县过程中的地域纷争等因素交织的结果。

市县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建设现状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微信公众号广受青睐并拥有庞大的用户基数,其已成为图书馆提供网络服务的常用形式。该文以海南省为例,采用网络调查、电话咨询和文献调研等方法,对海南省18个市县公共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建设现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当前海南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建设状况总体较好,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针对现有问题,提出提升市县公共图书馆网络服务建议,推进市县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大学生村官职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以吉木萨尔县为例

近年来,随着振兴战略的推进和落实,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农村建设历来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内容,大学生村官的出现为农村建设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新疆2008年正式启动大学生村官工作,相对于其他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较早的省份而言,新疆大学生村官工作启动较晚。相关研究表明,新疆大学生村官对乡村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大学生村官的职业稳定性依然不高。该文通过大量文献阅读、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分析探讨影响大学生村官职业稳定性的因素。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职业稳定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大学生村官的薪资水平低、工作生活环境较差、自身能力受限、社会认知度低融村难以及政策的不完善。

京畿空间与中唐吏隐诗学的体系建构

中唐是吏隐主题诗歌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中唐吏隐诗学的发展定型与京畿空间关系密切,具体是由钱起、韦应物、白居易、姚合等京兆府畿县县官推动。京畿空间是仕与隐交织的场所,为吏隐主题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条件。诗人“官”与“吏”的双重定位、地方官与中央官交集的工作环境营造了吏隐主题创作的政治前提。“文以饰官,隐以淡吏”构成了创作群体的情感表达。“幽”与“闲”的交响显示出创作群体的审美趣味。萌芽性、间歇性、持久性反映出中唐吏隐主题诗歌的演进特点。中唐京畿吏隐诗学的产生、构成、变化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