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新时代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规划标准研究——走向全龄友好社会

国家“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对我国社会福利设施体系提出了新目标。既有的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体系、设施功能、规划标准等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基于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情况,以面向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的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既有设施体系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相关设施规划标准在实践中的应用反馈,对新时代国家层面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规划标准的修订提出了总体思路,并从体系完善、级配方式、指标修订、选址要求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数字经济反垄断中消费者福利标准的反思与适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福利损害范围的规模性和不特定性、损害方式的个性化、损害结果的难以计量性要求反垄断法介入保护,数字经济非价格因素和动态竞争的特征使得传统消费者福利标准适用失灵,而实践中消费者福利标准往往会成为案件分析中的修饰性表达,导致反垄断法规范目标偏移。数字经济高度集中化的趋势,要求消费者福利保护由重视经济效率向重视市场结构和竞争过程转变,反垄断法作为行为规制法对消费者福利进行保护,防止消费者福利庸俗化。为避免科技巨头经济垄断权力蔓延至政治中心,新布兰代斯学派反对以消费者福利作为唯一诉求,主张通过反垄断法分析范式转型保障消费者选择权,实现经济民主和反垄断法多元目标。消费者福利保护是反垄断法的间接目标,应被作为判断竞争损害的参考要素。对于数字经济反垄断中消费者选择权损害的分析,应遵循合理原则,综合权衡经营者行为的竞争损害效果和消费者福利增进效果。同时,从实体标准和程序制度层面细化和完善消费者福利标准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行为规制中的具体适用。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价值诉求与认知分析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对农村公共设施的完善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无可代替的作用,然现行规范对其规定甚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本身构造不明、价值不清造成适用模糊的困境。应明确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以维护集体成员利益为核心,以土地资源优化利用为重点,在具体设定上暗含公私力量的平衡。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实际上是以农民集体为核心的多元混合主体,因自身的公益属性,致使部分权能受限,应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划性对其流转进行限制。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城乡低保制度的劳动参与抑制效应研究——来自模糊断点回归的证据

中国近年来关于“低保养懒汉”的质疑使最低生活保障的就业效应成为热点研究问题。本文借助CLDS2018年的数据和模糊断点回归模型来判断城乡低保政策对受助者劳动参与形成的激励或抑制作用。研究发现,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困难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接受社会救助的政策干预会显著降低城乡困难群体的劳动供给水平,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照料负担重、34岁以下、女性、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样本对政策的负效应更敏感。基于此,提出在充分考量低保受助群体就业困境的前提下分析劳动参与抑制的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明确政策干预关键点,逐步消除劳动参与的掣肘要素,同时强化低保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不断更新就业激活政策体系,并在分层分类救助的基础上探索多类型的就业促进方案,进而培养贫困群体的持续就业能力。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中国普惠型儿童福利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基本建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目标,要求直面当前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不断提升儿童福利水平,推动其充分和均衡发展。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选取面向全体儿童的功能性活动指标维度,构建我国儿童福利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儿童福利水平的衡量和比较,再通过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集聚情况。研究发现,我国儿童福利总体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特征,儿童生活保障、教育状况及社会环境等具体指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呈现低水平集聚效应。因此,要聚焦儿童生活保障、教育状况、社会环境等关键领域,持续推进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同时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层分类推进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

美元本位下的央行间货币政策博弈与福利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引入货币政策多目标框架,探究政策博弈对两国福利的影响。两国可选择政策目标变量包括:价格水平(PPI通胀或CPI通胀)、实际产出与名义汇率波动。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合作时,政策目标变量的选择差异并不影响两国福利;不合作时,不同政策目标变量下的社会福利具有明显区别;将实际产出作为政策目标变量构成不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第二,美元本位增强了美联储操纵贸易条件的能力,使得美国在货币政策不合作时的福利高于合作,所以美国有强烈动机不参与政策合作,并执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第三,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缓解美元本位下人民币流动性约束对中国福利的不利影响。

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对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现行法律法规中虽存在大量的关于公益林生态补偿的规定,但长期缺少系统化的法律制度规范,存在着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标准不合理等不足。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制度价值,需要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创新政府补偿方式,引入市场化补偿方式,确定科学的补偿标准,用法律手段保障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的运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公益性标准地图服务平台的建设与思考

以《地图管理条例》实施为契机,以服务公众和繁荣地图发展为宗旨,创新地图服务模式和机制,设计研发了公益性标准地图服务平台,发布了首批公益性标准地图。平台旨在为公众提供正确的地图数据和实用的地图服务,一方面提供了免费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专题地图等标准地图的下载服务,另一方面实现了公众在线自助制图功能。笔者以构建国家级公益性标准地图服务平台为目标,对如何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地图服务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层次思考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福利的两大准则 ,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历史 ,而其中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的收入和服务保障更是一个超社会形态的课题 ,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福利的重要问题。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中所讨论的社会福利制度被限定在“剩余福利模式”上。在对中外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及其理论发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作者指出 :社会福利的提供应是制度化的政府职责 ,它的实施不仅能有效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还有利于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目前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推进立法、加紧培育行业组织和非赢利社会组织 ,以达到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有效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目的。

集体声誉下最低质量标准的福利效应

本文针对集体声誉行业的特点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从竞争效应和质量效应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集体声誉下最低质量标准规制的福利效应。结果发现,最低质量标准通常具有的反竞争效应在集体声誉行业并不存在,适度并偏高的标准在提高质量水平的同时反而会增加行业当中的企业数量和改善社会福利。最后,结合我国乳品新国标的例子,对运用最低质量标准规制解决我国集体声誉行业普遍存在的质量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场动物福利与动物性食品安全

动物性食品安全严重威胁着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论文从养殖、运输和屠宰环节分析了我国农场动物福利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影响,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提高农场动物福利,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建议和对策。

基于区域生态补偿的跨界污染治理微分对策研究

近年来,以水域和大气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在地区之间呈现出单向或交叉的外溢性。传统的行政手段已不是解决跨界污染问题的最为有效管理工具,急需建立一个由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来弥补跨界治理合作中部分地区的治污损失,实现区域间发展权力的平衡。本文将跨界污染视为典型的区间外溢性公共物品,构建一个由生态补偿方和受偿方在有限时间内存在污染越界传输问题的微分对策模型。考虑补偿方依据受偿方治污投资力度的大小决定其补偿比例;探讨不同决策情形下双方反馈均衡策略、状态变量最优轨迹及其福利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采用讨价还价模型设计出合理的福利分配机制;结合我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建设的应用和数值仿真方法,验证相关策略结果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非合作博弈状态下受偿方的最优均衡策略对补偿方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两种决策情形下治污投资累积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均呈现单调递减特性,而污染物存量的最优轨迹则呈现多样化的变动趋势;博弈参与主体的联合决策有助于促使双方分得的最优福利"帕累托"最优,且该福利净现值的大小与具体的分配协议有关。虽然科斯式的地区自愿协商策略被认为是解决跨界污染传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实践中考虑到政策、信息及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间相互独立的策略选择比联合决策在实践中更具普适性。因此,当区域间存在污染外溢时,如何有效发挥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的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贵阳市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及补偿标准CVM评估

以贵阳市公益林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通过调查贵阳市居民公益林生态效益支付意愿(WTP),对其生态效益价值及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为完善补偿机制提供科学参考。结果显示:(1)73.6%贵阳市居民家庭对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有支付意愿,平均意愿支付额为E(WTP)=213.96元/(户年);(2)支付意愿受社会经济因素综合影响,其中年龄、收入水平及环境关注态度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3)贵阳市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估值为2.91×108元/年,等同贵阳市201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21%;补偿标准估值为1 160.85～1 348.40元/(hm2年)。该结论与国内相关研究比较,存在差异但相对合理,估算补偿标准均高于国家标准,但实践中并未采用基于CVM法的补偿标准。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了几点建议,需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推动公益林事业健康稳步发展。

2021年版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制修订概述及趋势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制定的《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不仅是各国/地区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应遵循的国际标准,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指定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必须遵循的准则。《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的改动直接影响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执行,其制修订导向决定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趋势。通过跟踪、参与2021年版《陆生动物卫生法典》制修订工作,梳理了无疫区、禽流感、动物福利等国际标准制修订概况、影响和趋势,以期促进行业了解熟悉动物相关国际贸易规则,加强兽医国际合作。

参照OIE动物福利国际标准,提升奶牛养殖生产福利化水平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制定了奶牛生产福利的相关国际标准,其中包括奶牛福利衡量指标以及解决奶牛生产系统设计、环境控制和动物管理实践中相关动物福利问题的推荐性建议。OIE奶牛福利标准理念先进、操作性强,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这提示应参考OIE国际标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奶牛福利标准和科学评估体系,加大对奶牛福利科学研究的投入,提高奶牛饲养管理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切实提升我国奶牛生产的福利化水平。

私人标准对农业的影响研究综述

全球性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背景下,私人部门通过制定私人标准来满足自身对品质的要求,增强消费者信心并占领市场。本文回顾了国外私人标准的起源、发展历程,分析了零售商私人标准对小规模农户参与现代供应链的影响;对农民收入、农村就业和对农民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还对出口商采购策略及大型连锁超市采购系统的变迁与政策制定者在私人标准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等研究现状进行述评,以期为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并从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私人标准进行了展望。

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让低保对象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问题与提高低保标准水平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发现,中国低保标准水平仍然偏低。这表明,城市低保标准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低保标准水平提高后导致的担心之一是福利依赖。对低保标准的最低工资替代率和各地福利依赖情况进行分析表明,低保制度的福利依赖问题并非低保标准水平过高,而是附加在低保制度上的种种其他福利。低保标准提高后另一个担心是财政支出增加。在消费支出替代率提高后分别假定低保人数不变和增加的情况下,对低保财政支出增加情况进行测算发现:财政支出增加较大的主要是人口众多且经济欠发达的省市,而支出增加较少的主要是经济最不发达和最发达且消费支出替代率较高的省市。

20世纪动物保护立法趋势及其借鉴

20世纪动物保护立法的主旨从"反残酷"转换到了"动物福利"。中国现行的动物保护立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动物福利法,过高的动物福利标准在目前的中国也还不具备可行性,但是我国应当借鉴20世纪各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经验,推动和完善相关立法,积极为动物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动物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福利措施。

救助、就业与福利依赖——兼论关于中国低保制度“养懒汉”的担忧

西方关于福利依赖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从1980年起成为热点,主流观点认为救助对于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且可能造成福利依赖,不利于就业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受其影响,近年来中国学界和公共平台也出现了关于低保这项救助制度"养懒汉"的担忧。文章通过回顾国内外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分析了救助是否必然导致福利依赖、就业是否能避免福利依赖以及中国的低保制度是否存在"养懒汉"问题这三个议题,提出救助、就业和福利依赖的关系是复杂的,它并非通常认为的"救助会导致福利依赖,而就业能避免福利依赖"。救助和就业并非"对立"或简单的替代关系,应从"协调"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二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