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lay between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 COVID-19-related liver injury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caused by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s a global pandemic and poses a major threat to human health worldwide.In addition to respiratory symptoms,COVID-19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systemic inflammation and liver damage in moderate and severe cases.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i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that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ntioxidant proteins,participating in COVID-19-mediated inflammation and liver injury.Here,we show the novel reciprocal regulation between NRF2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ssociated with COVID-19-related liver injury.Additionally,we describe some mechanism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法院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解纷方式。近年来,法院调解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念固化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的窘境。一方面,调解未能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偏低常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的预期落空,如果调解无法真正内化为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自觉选择,便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调解。因此,在当前法院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背景下,如何使调解真正助益案件分流且能够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审案压力,并尽可能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在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同时逐步克减执行案源,将是法院调解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理念的更新及制度的优化,包括建构真正由法院主导的附设调解机构、确立强制调解制度并厘定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协同保全制度促成调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将有望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衡平与融合:法院调解的法经济学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趋于规范,但司法资源的相对紧缺性和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使得包含当事人在内的普通民众开始关注并比较法院调解和审判的经济性。从法经济学的维度,通过审视法院调解的作用与法院判决的经济性差异,对比二者的预期、调解成本及调解的触发机制,提出调整当事人预期、明晰审判成本、拓展调解辅助因素等优化调解的措施,以期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引导法院进行科学调解。

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枫桥经验”式调解面临的挑战及其配套机制构建

“枫桥经验”调解制度融合传统文化智慧与现代司法创新,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助力社会和谐稳定,既提效又应需。其核心在于:强化党的领导,引领方向;构建多元化解机制,整合资源;提升调解队伍专业能力,确保公正;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多维治理。设立监督评估体系,保障质量与效率,不仅提升基层法院审判效能,更能激发创新活力,为基层治理贡献力量。

论我国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体系构建

个人破产庭外程序既是破产案件繁简分流的内在要求,也是个人破产在我国顺利推行的有效途径,同时体现了破产程序的效率追求。我国司法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及个人债务清理与个人破产的试点,为个人破产庭外程序的构建提供现实基础。破产和解制度存在独特价值且与庭外程序中的协商调解存在实质差异,二者应并存,共同服务于破产程序的进行。相较于选择模式,前置模式的庭外程序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庭外程序的作用,且与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理念相符,应为现阶段的最佳选择。我国个人破产庭外程序应以调解为基础,融入信用咨询,并设立行政主导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负责程序的运行。庭外程序中债务清偿协议的达成,需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可赋予债务清偿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同时也应设置完善的监督措施。在债务清偿协议无法达成或执行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将案件转入庭内程序,使庭外程序能够与庭内程序顺畅衔接。

跨域法院联合调解的系统审视和突破路径

随着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跨域法院间的司法协同进一步加强,部分跨域法院尝试开展联合调解,取得了相当成效。跨域法院联合调解兼具“联合”和“调解”的复合属性,与法院单独调解相比,可以高效化解跨域纠纷,助力跨域司法协同。然而,通过系统性审视,发现跨域法院联合调解尚面临联合调解壁垒、程序规范缺失、平台保障不力、与现有调解制度衔接不畅等诸多困境。为突破困境,可构建跨域法院联合调解共同体,制定具体程序规范,建立线上跨域法院联合调解平台,同时明确联合调解适用范围指引规范和结案方式以实现与现行调解制度的衔接。

关于民事执行调解的理论省思

作为执行实务中普遍存在的试行(促进)和解行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调解迄今没有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认可和规定,只能若隐若现地躲在执行和解的制度框架背后。在当下调解优先甚至调解普适化的环境下,有学者提出,不如明确赋予执行调解的法律地位,摆脱其“做得说不得”“说得写不得”“写得规定不得”的尴尬处境。然而,从执行中并无“纠纷”以及“审执分离”的基点来看,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并无调解权或进行调解的基础,执行调解不宜在法律规定中或者法律文书中予以明确,并且始终应是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与法律适用必须坚守的底线。

法院、调解和COVID-19(下)

法律实践的根本在于适应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要求律师、法院、法官以及参与司法系统的其他人员(ADR从业者)重新评估他们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一环境要求他们使用远程操作技术,然而这些技术工具原本并不是为了支持司法部门工作而开发的。虽然不同法域的法院和ADR从业者应对COVID-19的措施大不相同,但大多采用的是临时性的危机管理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贯怠于革新的司法部门迫切需要思考,如何运用技术确保司法系统既能够在不加剧拖延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又能够在纠纷呈指数增长的情况下确保经济复苏。面对这些压力,本文试图在先前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为法院和ADR服务如何应对COVID-19探索相关路径。考虑到某些法域的应对措施几乎每天都在变化,因此,作者所考察的某些应对措施可能随着法院和其他部门的不断革新已经发生了改变。

论清代官批民调及其对现行委托调解的启示

清代民事调解有一种半官半民的特殊形式,即官批民调。其表现类型多样,具有固定流程,是清代社会治理结构、司法体制特点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黄宗智先生将清代这种半官半民的中间地带称之为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现行委托调解也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与官批民调同属"第三领域"的民事调解,但二者在产生动因及内容构造上存在明显差异。不过,就适用范围界定和调解人甄选而言,官批民调能为委托调解提供有益启示。

论法院委托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为了激活调解资源、吸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良性诉调对接而进行的一种创新,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调解规定》第3条。法院委托调解兼具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属性,关键要注意"四个合适":将合适委托调解的案件,委托给合适的调解机构,采用合适的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适的法律效力。法院委托调解具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不值得信任需要警惕的一面。中国当前尚不具备人民调解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法院委托调解为契机,建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是中国诉前调解前置的可行办法。

从国际诉讼和解动向看我国法院调解改革

当前国际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我国现有的法院调解制度本质而言与诉讼和解是一致的。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需认真研究。法院调解的改革方向应是改进和完善，而不是取消。

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调解、仲裁与诉讼 ,是现代各国解决民事纠纷普遍采用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正是比较优势的存在使得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式。与判决相比 ,调解具有自愿性、和解性、协商性、开放性、灵活性、保密性等八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现行调审合一的诉讼体制妨碍了法院调解发挥其比较优势 ,应当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

“调解优先”质疑论

法院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审判的特点和优势之一,其有效地弥补了刚性审判的不足,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同时满足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当前的司法实践过分强调"调解优先",无异于是"调解为主"的翻版,既模糊是非,破坏规则之治,又违反了"自愿、合法"原则,不能彻底解决纠纷,也无助于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必须重新审视"调解优先"政策,吸取历史教训,在重新厘定法院调解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坚守"自愿、合法"底线,确立以保障诉权为前提的适当性、补充性的民事诉讼调解政策。

法院调解自愿原则的实现路径

学界关于法院调解自愿原则的理解是调解启动上和调解协议的达成上均应确保当事人自愿。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在调解方式的启动、调解协议的达成以及调解协议的履行方面均难落实自愿原则。其要因是,法院调解的发展受司法政策的过度影响,且学界对自愿原则的理解尚未探及当事人的心理层面。结合法院调解的司法实践,落实自愿原则应贯彻"当调则调,当判则判"之司法规律。法官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在采用调解方式时应适度突破"自愿"之禁锢,在调解协议的达成上则应确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凸显其自愿。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贯彻落实调解自愿原则。

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

近年来,法院调解作为维护和谐社会的一项司法政策被强化,并被推至优先地位。但是,强化调解可能形成义务人无需充分履行义务的期待,导致久调不决的现象发生,降低了诉讼效率;强化调解所营造的使权利人让步的"囚徒困境"会折损诉讼公正,会使人们的法律虚无主义意识蔓延。与此同时,调解优先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陷入困境,即法院调解优先与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构造相背离,使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所适从;而且加剧法院调解能力下降与追求高调解率之间的矛盾,并使"强制调解"再次成为司法垢病。为使调解回归应有状态,我们必须尊重调解和审判的特点,消除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寻求二者共同发展的契机。唯有如此,才能完善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调解和审判的优势。

法院协助调解机制研究

协助调解是我国法院当下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机制,实行协助调解是我国法院在新时期对依靠群众解决民事纠纷的调解传统的回归。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法院调解,实行协助调解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协助调解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适当的协助人,事先建立协助人队伍、储备协助人资料才能够发现适当的协助人。当前,需要通过增进对协助调解必要新的认识、建立协助人队伍、发掘潜在的协助人、积极培育专业性调解组织、加大巡回审理的力度、为协助人提供适当的报酬来推进协助调解。

我国调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兼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协调与整合

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常规手段,调解在现代社会中有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对我国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共同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应当协调好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合作型司法及其权威——以法院调解实践为视角

考察一下法院调解发展可以发现,它经历了式微到再次被重视的过程。法院调解提出了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当事人主义"上,即赋予当事人更完整的程序权利。民事司法程序的原被告双方具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平等的对抗性地位,与裁判者共同构成一个对抗制的三方审判模式。但法院调解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对抗型"司法为唯一模式的思维框架。文章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解实践的解剖,深入分析调解这种合作型司法运行的动力、发生的方式及司法权威性构造的特点等,认为合作型司法模式反映了法治的民主性内涵,是和谐司法的文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