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清代湖湘地区孔庙祭祀仪式与礼俗用乐

孔庙祭祀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贤哲的一种释典活动,在祭祀仪式活动中,礼俗用乐伴随着祀典的全部过程,这些音乐专门为祭孔祀典而制作,带有强烈的乐舞特征。清代湖湘地区盛行祭孔祀典,形成了直省祭孔与孔府家庙祭孔释奠的两大用乐体系,由于清代湖湘地区祭孔礼俗用乐体系的成熟及程序的完善,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有着独特的乐舞内容和表现形式,它历经了定乐、发展、缺失、重整等兴亡盛衰,虽然古制音律原貌难寻,但祭祀礼俗用乐与湖湘地方音乐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格局,同时也是孔庙祭祀音乐能够在湖湘地区传承、繁衍的基础条件。

美食美器——清代宫廷饮食器具述论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其宫廷饮食器具在承继中国历代宫廷精致奢华的基础上也有一些自身特点。清代宫廷拥有造办处、御窑厂、江南三织造等御用器物制作机构,保证了其饮食器具的精美奢华。清宫的饮食器具材质上乘、工艺精湛、装饰精美,代表着清代饮食器具的最高水平。清宫的饮食器具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宫廷饮食文化的精华,还融合了清代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饮食器具的精髓。同时,清宫饮食器具又是宫廷典制和宫廷礼仪在饮食文化上的反映,严苛的等级差异和礼制要求使得精美的宫廷饮食器具带有部分“礼器”的性质。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黑龙江舞蹈的历史传承与融合探究——以唐渤海国时期、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为例

文章以唐代渤海国、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节点,探讨黑龙江区域舞蹈在跨代传播中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聚焦于这三个历史时期黑龙江舞蹈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分析了在统治者更迭、历史疆域变动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舞蹈艺术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鉴于黑龙江舞蹈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研究采用舞蹈生态学方法,通过对黑龙江地域民族史的研究,逆向追溯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旨在填补黑龙江地域舞蹈史的研究空白,并为丰富中国舞蹈史料库作出贡献。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宫姬之回归: 历史性鬼故事与朝代覆亡

论文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鬼故事,被称为“历史性鬼故事”,这类鬼故事通常以历史“受难者”或牺牲者为中心,其主题与个体死亡的故事紧密相关,隐喻了王朝的覆灭及由此产生的创伤。论文从十七世纪六种“林四娘”故事展开讨论,通过比较这些版本,对林四娘故事进行了类型区分,分析了故事的变体以及与之类似的“宫姬归来”的故事。“宫姬回归”的情节在怀古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表达了对王朝辉煌和衰落的追悼。作者以林四娘故事为例,展示了“宫姬回归”类型的鬼故事如何成为悼明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使旧朝记忆重新浮现并最终得到安抚。这一过程突显了历史性鬼故事的独特意义,深刻探讨了这些故事与王朝覆灭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变化和蜕变。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中动物纹样的比较探析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是清代艺术与工艺的集大成者,两者处在相同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动物纹样的运用存在一定的相似处。文章通过文献查阅法及对比研究法分析动物纹样在两者的异同,通过对两者的题材、色彩、布局、造型等进行分析,找出动物纹样在不同艺术上的差异及其共通性。研究表明: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在选取题材的风格和寓意上相似,在色彩运用上运用五行色的配色亦遵循传统的配色口诀一色为主、巧用补色、以色助色,在纹样布局上遵循中式对称之美及天圆地方的造物思想。但两者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载体,在造型上因器制宜、因地布纹,在工艺上因材施艺、因材敷彩,因此在纹样的呈现上有所不同。

清宫浴佛节承应戏刍论

浴佛节,或称为佛诞节,有着二月初八、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等多种日期的说法,明清固定为四月初八。清代宫廷传承明代旧例,吸收汉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自己的萨满信仰、边疆政策,开创了盛大的浴佛盛会,包括司祝的浴佛之礼、喇嘛的祈愿舞蹈、寺院和内廷献戏。一系列的“礼乐”仪式之中,承应戏是浴佛盛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宫廷男子褂类形制在现代男装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清代宫廷男子褂类是清代宫廷服饰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沿袭了以汉人为统治的明代服饰制度,又融入了满族传统服装形制的特点,是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清代宫廷男子褂类形制等级森严,彰显了穿着者地位之尊贵,充分体现了权力地位与时代潮流。本文通过分析清代宫廷男子褂类的形制特点与艺术特征,从中进行元素提取并进行设计创新,最终应用于现代男装中,为我国传统服装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与延续提供新思路。

清代宫廷医学运用半夏经验浅析

目的收集清代宫廷运用半夏的医案文献,整理分析其应用经验,总结清代宫廷医学的处方特色,为现代合理、安全运用半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清代宫廷半夏医案进行考证和分析。建立数据库,对纳入的医案进行主治功效、配伍运用、药味数量、炮制方式、服用方法等的分类统计,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结果系统整理半夏医案500例、涉及半夏炮制品种8种、常用配伍药对16组。清代宫廷运用半夏具有以下特色:品种丰富,炮制精良;中正平和,轻灵疏调;重视胃气,药食同调。结论清代宫廷医学运用半夏精准巧妙,配伍合理,安全有效。系统研究该药,有利于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文献和理论参考。

清代夏朝冠结构与规制

清代朝冠承袭北族故俗,是为清代衣冠体系之首,然而关于夏朝冠形制的结构记述鲜见于古籍典章,成为学界清史衣冠制度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物研究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对清代夏朝冠标本、图像和文献进行了考查,研究表明:清代夏朝冠的标准形制为钹笠伞檐制式,由此形成了“缘石青片金二层”、鎏金宝石顶戴和朱色绒缨的配制。夏朝冠建制在“满蒙一体”的传统钹笠首服的基础上,以“法明崇满”为原则,吸纳了明代儒统礼制,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发展的礼冠制式。晚清夏朝冠檐制又经历了“去繁入简”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清王朝的社会兴衰与政治格局的变迁。

清代宫廷中西洋参的来源及应用情况初探

目的:探讨清代宫廷中西洋参的来源、使用特点及其中药化历程,为现代西洋参保健产品研发及资源保护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清宫医案集成》《晚清散见宫廷医案汇编》《翁同龢日记》等医案古籍文献对清代宫廷中西洋参的来源、使用人群、适用证候、使用频次和用法用量等信息进行梳理统计。结果:西洋参入华是多国别参与的过程。西洋参在宫廷内应用广泛,主要适用人群为皇亲贵胄,常用于治疗肝郁脾虚证和肝阳上亢证,晚清时期使用频率较高,主要用法有直接药用、用作代茶饮、用作药引。结论:西洋参作为一种外来药物获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被宫廷迅速接受并使用,其性味归经得到归纳,是外来药物中药化的典型代表,在宫廷中多用于与肺、脾、肾等脏相关的证候。

清代宫廷画珐琅创作与皇权的关系探析

宫廷画珐琅作为清代中、西文化技术交流产物,更是宫廷御用造办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康熙满文批奏折》《康熙汉文批奏折》《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成做活计清档》等宫廷文献地再读,发现宫廷画珐琅的研发制作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开端,生产制作地点围绕皇权所在,皇帝审美则通过提出制作要求、览阅画样、器型推荐、成品品评等设计及生产环节渗透到画珐琅作品中。因此,康、雍、乾三朝画珐琅作品各自风格的展现与皇权渗透下的珐琅艺术创作路径密切相关。

从天命到康熙:清初宫廷戏曲承应机构变革考略

从入关之前的天命、天聪、崇德时期到入关之后的顺治、康熙两朝,清代宫廷戏曲的搬演日趋昌荣。在此期间,清宫戏曲承应机构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脱出旧窠臼、自开新生面,既满足了当时宫廷的礼乐、娱乐需求,又为清中期宫廷戏曲发展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宫萨满祭祀用猪考

用猪祭祀作为清宫萨满祭祀的重要内容,不同于中原传统的牲牢之祭,极具特色.满、汉文档案资料对萨满祭祀用猪缘起、演变、分类、来源、管理等问题多有涉及,从中可见清宫萨满祭祀的"家祭性质",进而管窥满族皇室对待萨满祭祀的真实态度非发自内心的重视认可,而是将此祭祀视为复兴满族文化的形式符号.

论清高宗对“汉人习气”的贬斥

清代诸帝大都不同程度地要求王公贵族避免沾染“汉人习气”,其中以清高宗弘历为甚。弘历眼中的“汉人习气”指向非常模糊。满族王公贵族对汉族传统文化的仰慕和效仿,均被视为“汉人习气”。弘历甚至将当时已经出现的八旗游惰现象也归因于“汉人习气”的浸染。弘历曾多次以浸染“汉人习气”为由训斥王公贵族。这种贬斥反映了弘历对汉族的戒备,并以此来控制王公贵族。仁宗颙琰、宣宗旻宁也曾斥责沾染“汉人习气”的王公贵族,但是力度和频度都远远不及弘历。随着清朝国势日渐衰落,晚清诸帝对“汉人习气”的贬斥也就销声匿迹了。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清宫廷与凤阳花鼓

清宫廷与凤阳花鼓的关联,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凤阳“十年九荒”,凤阳民众打花鼓外出乞讨,引起当地官员及朝中官员们的反对,他们纷纷上奏皇上,要求立即立法劝诫,取缔凤阳花鼓。而几位皇帝对凤阳花鼓的存在较为宽容,甚至默许其存在,这为凤阳花鼓在全国的流行提供了条件;二是清宫廷内收藏的五幅表现凤阳人打花鼓卖艺的《花鼓图》,其中有四幅是清宫廷画师所绘,表现出清代皇帝对《花鼓图》的喜好;三是自乾隆年间起,至光绪末年,宫廷内一直保留着一出“昆腔杂戏”——《花鼓》,戏中的[凤阳歌][鲜花调],优美动听,最后演变成闻名中外的中国民歌。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时,就利用戏中的曲牌,改编成歌舞表演。

解读杂宝纹的寓意——以清朝宫廷服饰为例

研究杂宝纹的目的是梳理出杂宝纹在清朝宫廷服装上的应用状态。研究依托历史典籍和清朝宫廷服饰文物,解读杂宝纹各自代表的寓意、文化渊源和历史,以及表现手法。杂宝纹揭示了祈求万福万寿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的核心,本土文化对宗教宽容的态度,并使之多元并存的状态。杂宝纹是清朝宫廷服饰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纹样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