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姬之回归: 历史性鬼故事与朝代覆亡

论文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鬼故事,被称为“历史性鬼故事”,这类鬼故事通常以历史“受难者”或牺牲者为中心,其主题与个体死亡的故事紧密相关,隐喻了王朝的覆灭及由此产生的创伤。论文从十七世纪六种“林四娘”故事展开讨论,通过比较这些版本,对林四娘故事进行了类型区分,分析了故事的变体以及与之类似的“宫姬归来”的故事。“宫姬回归”的情节在怀古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表达了对王朝辉煌和衰落的追悼。作者以林四娘故事为例,展示了“宫姬回归”类型的鬼故事如何成为悼明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使旧朝记忆重新浮现并最终得到安抚。这一过程突显了历史性鬼故事的独特意义,深刻探讨了这些故事与王朝覆灭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变化和蜕变。

明代廷杖的表达与实践

廷杖是明代的一种律外之刑,究其实质是帝王处罚臣吏的一种权力控制形式。明代廷杖的程序可以分为决定程序和施行程序两个步骤。通过对《明史》所载258件廷仗案例的实证研究,可以阐释明代廷杖的具体运行状况,揭示其所展示的双重功能并透视其有明一代长期存在的缘由。可以发现,明代廷杖的惩治功能和威慑功能及其辐射的教育功能,均是明代皇帝实施廷杖之罚所追求的直接功能。尽管廷杖暂时实现了维护皇帝的体面尊严和皇权的至高无上之治吏目标,但因明代廷杖执行的公开性和折辱性,又衍生出皇帝始料未及的:激励臣节与避祸失节的意外功能。正是这类意外功能为明王朝的覆灭埋下祸根。

量产的奢侈品:明代宫廷首饰的设计与生产

本文从设计学角度研究明代宫廷首饰的设计与生产问题。明朝皇室庞大,基于礼制的需求,宫廷首饰的设计生产需要兼备批量化、标准化与多样性。因此设计就不能仅考虑样式问题,还要介入生产环节,计划步骤与分工。为解决问题,明代宫廷首饰多采用了“模件化”的设计思维和“分工式”的生产模式,将成品拆解成若干小模件,交由内府不同监局、不同工种进行高效而标准地制作,最后再根据现实需要将模件相互置换、灵活组合,满足多样性要求。

明代发簪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应用:以草虫啄针为例

明代草虫啄针是明代发簪的重要类别,将明代草虫啄针的纹饰造型与文化内涵应用于现代首饰设计中,使现代首饰设计融入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以明代草虫啄针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法、实践研究法,对明代草虫啄针元素进行再设计,使明代草虫啄针与现代首饰相结合。明代草虫啄针纹样造型丰富并蕴含吉祥寓意,将其元素提取、变形与整合,并结合现代首饰设计的审美文化与工艺,设计出既有现代感,又有文化内涵的首饰。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清代夏朝冠结构与规制

清代朝冠承袭北族故俗,是为清代衣冠体系之首,然而关于夏朝冠形制的结构记述鲜见于古籍典章,成为学界清史衣冠制度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物研究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对清代夏朝冠标本、图像和文献进行了考查,研究表明:清代夏朝冠的标准形制为钹笠伞檐制式,由此形成了“缘石青片金二层”、鎏金宝石顶戴和朱色绒缨的配制。夏朝冠建制在“满蒙一体”的传统钹笠首服的基础上,以“法明崇满”为原则,吸纳了明代儒统礼制,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发展的礼冠制式。晚清夏朝冠檐制又经历了“去繁入简”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清王朝的社会兴衰与政治格局的变迁。

明前期台阁诗人题画诗的社会功能与主题内蕴

明前期台阁诗人对于题画诗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充分开发与运用。首先,台阁诗人发挥了题画诗的整合功能,拓展了自唐宋以来不断嬗变的议论焦点,使得题画诗的形意分离,凝聚出强调用世、提倡功名的诗学主张,进而引领社会正统的价值观念。其次,台阁诗人还发展了题画诗的交流功能,借助题画来增加文人间的社交互动,维护朝堂间的人际关系,重点表现为唱酬与雅集两种形式。另外,台阁诗人还利用了题画诗的导向功能,在山林与台阁的场合划分出“尘外意”与“经济事”的对立主题。前者反映出台阁诗人通过山水以自遣的审美宣泄意识,后者则表现了台阁诗人借助“性情之正”的思想秩序对题画诗创作倡导的经世意识。

堆盈的时尚: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珠宝风格分析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世风竞奢,在社会上层阶级的引领下逐渐形成了拼力镶嵌珠宝的设计风格,大量镶嵌宝石令明代中后期的首饰风貌发生改变,形成了堆盈的时尚。从材料、配色、装饰三个角度分析这了一时期的珠宝风格,讨论了宝石大量采买与满密镶嵌,分析了颜色上的撞色搭配以及首饰的世俗化题材和程式化构图。通过对该时期珠宝风格分析研究,以期为明代珠宝首饰的风格面貌提供些许新的认识和参考。

宋明宫廷画院职官待遇对画院水平的影响

在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基本一致的条件下,宋代宫廷画院的整体水平比明代要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复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宋明两代宫廷画院的职官制度、画家的升迁状况和画家的待遇,认为宫廷画家水平受此因素的影响很大。宋代的职官待遇比明代更系统,对画家更有保障,所以更能吸引高水平画家到宫廷画院任职,从而提高画院的整体水平。

孔府旧藏明代赤罗朝服的“内缯耳”结构考释

对孔府旧藏明代赤罗朝服研究发现内缯耳结构,显示是对“尽复汉官之威仪”的具体表现,其特殊的结构,是明承元制过程中,在保留蒙俗官袍分裾骑射文化的基础上,恢复汉统礼制而创制的官袍规范,它区别于唐宋前深衣制的下裳封闭式结构,研究发现内缯耳结构,显示与当朝官员常服盘领袍(外)缯耳结构构成明官袍礼制独特的文化符号,影响深远成为民族融合的经典范式。然而文献典籍和学界对此少有探究。本文通过孔府旧藏传世衍圣公朝服的典型样本和相关标本结构的系统研究,结合文献考证,表明明代朝服内缯耳结构表象是“裁技”,事实上它是蒙俗汉制民族融合,且又渗透着明代品官儒士慎独修养的生动物证。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明清采木

明清时期奢侈之风兴盛,朝廷采办大量木材用于薪炭、造船、建筑以及家具。木材采办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广、浙江等地,采伐后经过陆运、水运两种形式将木材从产地运送到京城,并储存在木厂之中。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在运输和贮藏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重点研究木材运输、贮藏过程及其特点,认为这一时期朝廷的采木超出了生态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利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循环。

明代宫廷画家李在考略

李在是明代前中期重要的宫廷画家,他精通山水和人物画。由于古代宫廷画家的身份和史学家对宫廷画家的轻视,包括李在在内的众多宫廷画家的历史资料记载极为稀少。在现代,随着画界和史学界对院体画以及宫廷绘画价值的重新审视,院体画家开始得到一定的重视,众多的宫廷画家也被人们列为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文章通过对李在现有的史料进行梳理和分析,从李在的生卒时间以及在宫廷画院的人际关系和艺术特色几个方面勾勒出李在人生的足迹,以期引起同仁和专家们的关注。

明海洋管理制度化进程中的朝廷与地方

月港地方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但一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嘉靖年间严重的倭乱才使其进入明王朝的统治视野之中,中央朝廷开始在这个地方设置军事机构,力图稳住东南海疆。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朝廷一方面采取中原体制的做法——设县直接统治;另一方面,经过反复权衡,被动地、有限度地选择月港开海贸易,由此海澄(月港)开始了合法发展海外贸易的新时代,商税制度亦逐渐建立起来。从海澄设县、隆庆开海乃至商税制度建设,中央与地方的慢慢磨合,官方与民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然默契昭然可见。

明书判体公案小说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文体演变

明书判体公案小说集很值得注意。但它们的编刊年代大多不明,因此难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探讨。根据成书时间和撰述情况,《诸司公案》标榜为《廉明公案》的续书,而《明镜公案》又标榜为《廉明公案》和《诸司公案》的续书,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简单。通过文字比勘,《详刑公案》应当是《律条公案》和《详情公案》的源头,《律条公案》和《详情公案》很可能都是根据《详刑公案》各自改编而成,只是《详情公案》比《律条公案》与《详刑公案》更接近。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讨论了这批书判体公案小说的文体特征,分析了它们在公案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

本文从宫廷侍奉、造办、纂修、教育、守卫、行政这六种机构及人员方面,对明清两朝的宫廷情况进行对比,总结清代宫廷的特点,探讨其原因及影响。认为:清代每日出入宫廷的人员,大部分是外部男性,太监数量比明代大减,盖与满族男女之防的旧俗不像汉族之森严有关;而每日都有较多官员入宫与皇帝办理政务,则是清帝对宫廷制度的重要改变,与满族皇帝勤政、吸取明代教训以维护满族主体统治有关。清代宫廷的这些变化,对清代政治也产生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影响。

明代南直隶各府举人的地理分布

明代南直隶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明代南直隶举人人数是明代各大政区的举人人数中最多的。本文通过辑录和考订相关文献,获得了明代南直隶举人的籍贯信息。对举人籍贯按府进行统计后发现,明代南直隶举人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苏州、常州、应天、松江、徽州、扬州6府,此6府的举人中式率较高。而南直隶各府举人人数的多寡,与各府的属县数没有关联。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明清庙堂政治的差异

明清易代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历史中一个重要节点,其间有前后承袭,也有转变。从庙堂政治差异角度考察,突出表现包括清代的皇权强化、贵族政治回潮、后妃干政复活、士大夫政治退化,以及宦官政治止息。这些差异,相互牵连,具有结构性变动的含义,且都与清朝的满洲贵族政治主导地位有关。从中国社会发展与世界大势关联角度看,这种变化虽一度增强政府行政效率,也为晚清弊败局面留下远因。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是一个明代太监对宫廷岁时生活的系统记述,具有自己的书写特色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揭示了明代宫廷岁时生活的如下特征:和宫廷以外的人一样,皇帝及其嫔妃、宫人也有其节日体系和节日生活,宫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来过节,节日生活充满了世俗色彩;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明显的北京地方性特征;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鲜明的宫廷色彩。

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都察院是明代设立的重要监察机构,为风宪耳目之官,总负正风肃纪之责。明代对其所属监察御史的选用,要求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官吏。除了普遍性的清正廉洁这一操守要求外,还十分看重其“介直”“骨鲠”的个性。在任职资格上,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打破了新仕进士不得除授御史之职的规定。明中叶后,监察御史选用“多不得人”,管理御史的“宪规”“条约”成为空文,御史不断参与到朝廷的政争之中,使明代官僚体系的有效监督、净化能力不断削弱,这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不断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