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对抗式刑事卷宗--基于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分析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既判力的作用及其在我国顺畅运行的保障

如果说诉权论是关于诉讼出发的理论,那么既判力论可以说是诉讼终结点的理论。目前,德、日等国对既判力论的研究较为深刻、规范和精致,而我国不仅在立法上轻视,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十分漠视,因此,对既判力论的探讨非常必要。

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条款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交叉询问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还面临着一些配套制度的阻力，如证人出庭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律师辩护制度以及独立裁判制度等等。我们应当从关注交叉询问规则本身，转移到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上来，从理论和实践的断裂处出发进行研究。

试论民事诉讼当庭宣判的内涵

民事诉讼当庭宣判是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即时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裁决结果的法定形式,在形式上它是纯粹的技术性、工具性问题,而在实质上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倾向性和价值性问题,它涉及到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原则等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和发挥其在立法和实践等方面的应有价值,它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民事诉讼中一些核心问题,对实现民事诉讼价值目标、维护国家司法权威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作用,也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具有促进作用。

德国法院管理探析

德国五个横向分权和纵向集权的法院系统体系与联邦、州司法部相对分权的法院外部管理结构互相作用,维护法院整体独立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院内部审判事务完全由法官掌控,法院内部管理事务由行政部门决策和执行,法院内部区分双重组织属性和二元异质性的结构有利于法官个体独立以实现司法公正。

基于边界识别与组合的裁判文书证据抽取方法研究

裁判文书中的证据是法官量刑的基础。通过证据抽取可以对案件审判质量进行评估,从而支撑"智慧法院"建设。裁判文书中的证据大多数都比较长且存在嵌套现象,例如,"张X的身份证复印件"中的"身份证复印件",而传统的命名实体识别模型BiLSTM-CRF对较长实体和嵌套实体的识别性能较低。为了解决因裁判文书中的证据长度较长和嵌套现象而导致证据抽取性能较低的问题,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边界识别与组合的证据抽取模型。该模型首先使用BiLSTM-CRF模型识别证据的开始边界和结束边界;然后组合开始边界和结束边界,形成携带大量丰富细粒度边界信息的候选证据;最后使用基于三通道的多核CNN模型,融合细粒度的边界信息特征,对候选证据进行筛选,识别候选证据中正确的证据。实验结果表明,该文提出的模型能有效地抽取裁判文书中的证据。

关于韩国禁止裁判诉愿的宪法评价

《韩国宪法法院法》第68条第1项明确将普通法院的判决排除在宪法诉愿的审查对象之外,对于禁止裁判诉愿的此项规定,韩国学界聚讼纷纷。合宪论与违宪论之间形成了四大争点:禁止裁判诉愿是否符合宪法诉愿的本质、是否属于立法形成自由,司法行为侵犯基本权利的机率与审级制度对其控制能力是否使得裁判诉愿不再必要,裁判诉愿是否包含在裁判请求权之内,是否导致第四审法院的形成以及案件负担的激增。四个回合的对决式过招中,韩国宪法诉愿制度的内涵,渐次清晰地呈现出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环境考察——以达马斯卡的证据法思想为分析框架

达马斯卡认为,法庭组织结构、审判方式、庭审结构三者与证据制度的关系最为紧密,三者共同决定了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作状况。虽然达氏轻视了证据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和证据规则的间接作用,但其对证据制度运行环境的分析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环境建设有较大借鉴意义。我国现有的一元化法庭组织结构、片段式审判方式、控辩式庭审结构不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为此,必须建立非法证据的屏蔽制度、证据开示制度、特殊证人出庭制度并改革审判结构。

司法中立的法理思考

指出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是判断的过程,只有判断者的态度是中立的,才可能产生准确、公正的判断．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必须确保司法中立。文章从司法中立的内涵、必要性及其意义出发,运用法理学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从程序保障、司法权之地位、司法独立等方面阐述了如何确立司法中立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判决的执行困境与对策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判决主文过于简单,执行内容不明,而现有制度应对不足,难以确定执行完毕结点,执行陷入困境。对此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考虑解决方案,并在劳动仲裁与审判中预先关注执行难。按照审执分离和形式审查原则,执行机关可根据判决理由和劳动合同具体化继续履行的内容,其解释和审查范围限定于按原合同履行;允许裁判者在仲裁和审判立案时向当事人释明具体化继续履行的内容,允许当事人提出支付赔偿金的备位请求;完善违法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责任模式,将适用继续履行责任限定在用人单位实体性违法上,且赋予劳动者选择权。

无法逃避的心灵审判——解读卡夫卡的小说《审判》

《审判》是卡夫卡第二个创作高峰的代表作,是被称为“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卡夫卡以本人所经历的一次特殊“审判”为契机,通过小说的形式对自我良知和人类本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判,揭露出人在道貌岸然的外衣下所掩盖的卑劣的另一面,这是作者长期人生体验和对社会思考的结晶。

论审判独立与舆论监督

审判独立与舆论监督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甚至冲突。本文就审判实践中既要维护审判独立 ,又要加强舆论监督 ,用多种措施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 ,达到公平、公正的效果问题进行了论述。

浅论我国民事质证制度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对民主与法制进一步健全的呼唤和世界大潮的冲击 ,审判实践暴露了许多问题。因此 ,近年来我国推行了审判改革 ,旨在强化庭审功能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以达到提高庭审质量和诉讼效益的目的。

晚期康德的良知理论——基于《判断力批判》的一种考察

基于对“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这一先验哲学之基本问题的再思考,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揭示了判断力的深层反思活动及其先天原理,并由此表明了一般知识与经验的可能性离不开一些纯然主观的条件。对道德判断来说,良知就是实践的反思判断力,康德由此才能在晚期伦理学思考中将良知作为一个主观条件引入道德判断之中,并在更加原始的层面上揭示了良知作为一个具有法权效力的主观判断,与一个最高的道德存在者之理念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只有在《判断力批判》的背景之下,康德关于良知的种种看似矛盾的论述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康德晚期伦理学也由此呈现出一个新的面向,即试图将那些更具个体性与主观性,但却并非纯然经验性的因素纳入道德判断之中。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性文件研究

答复性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引导和治理司法实践的重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答复性文件是一类文件形式的统称,主要包括(复)函、答复、解答以及答记者问等形式。答复性文件具有被动性、权威性以及终端性等特征。从功能上看,答复性文件定位于回答请示事项、回应程序性商洽以及丰富法源规范(理由);从成因上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答复性文件决断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问题、公开具体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及促进关于法律观点的交流和沟通。司法实践表明,答复性文件经常被法院当作裁判理由甚至裁判依据,但其实践运用也存在说理不清、效力不足以及方法不当等问题。法院要善于运用法律方法处理应用答复性文件时面临的问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究表明,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当中,要充分发挥答复性文件的知识传递、信息传播功能,尽可能减少其规范功能,从而为充分实现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案件奠定方法论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

在当代中国,最高法院作出越来越多的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判决,这与司法解释在功能上具有同质性。但判决所形成的裁判摘要与司法解释条文相比,更有可能被细致、准确地适用,也更具有司法的正当性。在现有司法解释体制难以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发挥最高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提升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可以逐步推行法院引证判决的制度,同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改革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改革统筹协调。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司法运作的困境与路径——以法律适用和判决的承认、执行为视角

为服务关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争端解决多元化的原则,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时而生。迥异于其他国际商事法庭,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将自己定位为"离岸法院"服务全球商事争端解决市场,特殊的中国法律体制使其自身司法运行和发展存在诸多困境。然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特有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和集"调解、仲裁和诉讼"为一体的一站式争端解决平台机制是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和优势。时代呼唤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突破困境,展现生机,奠定路径,努力为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的解决保驾护航。

“新职权主义”与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路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长期以来对欧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制度持敌对态度,并将其作为反面典型以论证当事人主义诸项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中国主流学术观点也基本持此一立场,许多论断带有"反职权主义"的前见,将职权主义作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地位低下、辩护权孱弱的代名词。事实上,从法国大革命至近代,欧陆多数职权主义国家均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诉讼借鉴经验,借以弥补传统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自身的缺陷,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称之为"新职权主义"。"新职权主义"与中国时下的刑事诉讼在职权配置、权利保障体制、程序制裁规则、刑事证明制度等方面均存在重要差异。中国时下所倡导的"审判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应考虑在"新职权主义"的背景下展开,寻求更符合中国法律传统的诉讼制度改革。

中国法院如何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以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为分析对象

当下中国,司法裁判是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以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基础,形成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两种方式,即"发布典型案例"和"将公共政策作为裁判说理依据"。但是,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也呈现出了一系列困境,即典型案例的遴选过于注重案件裁判结果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院援引公共政策作为说理依据仅起到"背书"的效果与作用;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偏好,同法官中立的一般原理相抵牾。这种困境与冲突背后的逻辑表现为政治对于法律的"支配性",具体是指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渗透,以及司法裁判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