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司法的"价值追求"是指国家设置司法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决定司法活动的根本观念、理念和评价标准,对司法裁判依据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大量州县判牍体现了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是:重视调解、息讼是求,通过司法实行社会教化,追求实质正义。这一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礼情司法”模式及启示——以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为材料

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司法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判例判决案件,而是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这种"礼情司法"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传统文化、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法官知识结构、民众素质有密切联系,这五大因素决定了当时的司法不可能过多引用律文法条判案。"礼情司法"模式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国家解决纠纷的目标。

略论晚清教案的分期及其特点

鸦片战争后,教案的发展可分四个时期:即有限传教期,全面传教和教案高发期,民教冲突总爆发期和民教温和渗透期,其发展轨迹呈抛物线,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

徽州诉讼文书所见清代县衙门判词的制作——兼评清代州县不单独制作判词

三件清代徽州判词文书正本,再现了清代县衙门判词文书制作的原始格式和要求,它与文献记载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相互印证,为清代州县制作判词提供了原始实物佐证,否定清代州县在讼案审结后制作判词的学术观点应当辨正。

清季两淮盐政的困境对清宫财政的影响

康熙时期,两淮盐政与清宫发生了经济联系,至乾嘉时期,两淮盐政成为清宫财政的主要来源,其输解的银两占内务府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道光以后,两淮的这种地位逐步弱化,至同光时期,其在清宫财政收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边缘化。这种财政地位的变化是清代两淮盐务发展的缩影。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审判的主要特点与影响

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频仍,小说戏曲案件是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值得关注的审判事务,部分西方法律制度被移植到小说戏曲案件审判之中。从审判程序上看,小说戏曲案件属于违警罪,租界警察既是小说戏曲案件的主要侦缉力量,也是主要起诉方;在案件审判中,比较重视证据,出现了被告聘请辩护律师的现象,公廨谳员的审判权力逐步被外国陪审官侵占。从量刑标准上看,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判罚开始了刑罚的近代转型:一是量刑比清朝衙门采用的刑罚要轻;二是率先移植了罚金刑。晚清上海租界小说戏曲案件从侦缉力量、罚金刑移植、量刑轻刑化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管理法制的近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文艺管理法制的建立。

论清末朝野在皇室经费中的活动

整顿财政、试办预算和决算是清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朝野建言打破传统上政务费与皇室经费不分局面的活动,以及皇室经费的厘订又是预算和决算的关键和前提。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前,朝野不仅不知"行政经费",而且亦未闻宪政国有常额的皇室经费。之后,在比较立宪各国的基础上,朝野提出了诸多解决皇室经费的建议,不仅主张在厘订皇室经费之前严格区分两者的差别,而且还倡导提前办理皇室经费,继而不仅推动了清廷核减皇室开支,而且还促使清廷着手整顿皇室经费。虽然清廷采纳了李家驹仿行日本皇室制度的建言,但是在厘订皇室经费的具体过程中却有所差异。最终,由于厘订皇室经费关系到朝野各阶层的既得利益,处理极为棘手,不仅暂行内阁成立时仍未完成,而且之后终因阻力仍大,以致直至清廷覆亡,皇室经费仍须再行议定。

清季报刊中的朝野筹藏观

清末,随着近代中文报刊的兴办,朝野筹藏观逐渐趋于成熟,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施政也起着指引和参谋作用。但国内舆论低估了改革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使国人对西藏新政带有盲目乐观和自大的倾向,对政府改革走入误区有一定影响。

清季大他坦及其政治作用刍论

音译词“他坦”在清代具有多重含义。到清末时,宫内他坦大体包括太监他坦、宫内各处他坦、妃嫔他坦等。作为妃嫔他坦的太后宫及其苑囿离宫的他坦一般被称为大他坦。辛酉政变后,太后长期参与朝政,因此太后宫的大他坦,在清季半个世纪内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大他坦政治功能的强化是统治制度适应太后参政的制度调试,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烦琐的消极作用也逐渐显现。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搁置时间考析

关于《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搁置的时间,考证认为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法部奏准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实际取代了草案的立法空缺,而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法部继续覆议的奏折是以清朝官场传统的方式宣布草案退出覆议程序。因此,草案搁置的确切时间点应该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因为此时法部进呈的继续覆议奏折标志着草案以体面的方式宣告退出法案覆议程序。

翁同龢与晚清宫廷教育

宫廷教育是指对皇室成员进行的教育。翁同在参与或主持晚清宫廷教育近 30年中 ,根据变化的客观情况和社会形势对宫廷教育从教育方法到教育内容进行了改革 ,呕心沥血培养和造就了晚清历史上的变法皇帝———光绪帝 ,这是翁同经世致用、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 ,也是其对戊戌变法的突出贡献。

晚清河南审判厅考论

晚清司法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设立了新式司法审判机构——审判厅。清末河南共建立3所审判厅,在筹建和运行中面临着经费来源争议、审判人员素质参差以及执法混乱等问题,影响了其职能的正常发挥。但作为体现司法独立精神的新式审判机构,各级审判厅的成立促进了河南司法控审分离、民刑有别,推动了河南传统司法向近代司法的过渡,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近代司法意识的人才,促进了人们司法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机构改革提供了经验。

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

晚清宫廷演剧的变革

自道光朝开始，宫廷演剧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庞大的皇家剧团逐渐 瓦解，新的管理机构升平署的职能也与南府时代不同。民间名伶进宫演出逐渐 成为宫廷演剧的主要部分，宫廷演剧与民间演剧的界限亦渐趋模糊。到西太后 时代，宫廷演剧中的昆乱易位已经实现。

论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以天津审判厅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颁布一系列法规为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在各直省设立审判厅,实现了行政和司法的分立。通过对天津审判厅改革实践的考察,表明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近代司法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司法理念的传播。但审判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司法改革的复杂面相。既有传统法律观念与近代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清末复杂政局对司法改革的诸多掣肘。虽然,清末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实践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对于当时的法律改革乃至清末新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粤海关与晚清宫廷的购金

咸丰朝始,清宫既有的黄金来源因战争而中断。至同治朝,为了满足宫中用金需要,内务府令粤海关购金,解交宫中应用。由此,粤海关成为晚清宫廷黄金最为重要的来源。粤海关购金被广泛地用于宫中敬神、后妃分例等,更为重要的则是制作各项礼器,维系了各项典礼制度。因购金价格高昂,粤海关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是晚清被卷入世界经济的结果。

从同治、光绪大婚瓷看晚清宫廷用瓷的使用与筹办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光绪《大婚典礼全图》(以下简称《大婚图》)为线索,结合同治、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以下简称《红档》)等清宫档案,辨析清代皇帝大婚前后在妆奁、铺宫、筵宴等不同场合使用的瓷器,以及这些瓷器的获取途径、筹办机构等,试图将大婚瓷还原至其所属的历史情境,从而理解宫廷用瓷在国家大典中的地位。

明清法律的人治主义精神——以《资治新书·判语部》为视角

以李渔《资治新书·判语部》为研究中心,通过分析此书收录的明清判词能够揭示明清法律的人治主义精神。明清法律维护道德纲常伦理,其在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地位低于道德,由司法官不依法裁判、判词所见否定性道德评价和'反坐'规定执行不严格均可看出这一点。明清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于政治统治的工具,地方司法官审判权受到限制和当时存在严密的司法监督体系即为其证。报应主义的刑罚观和矜疑恤刑的司法理念也反映着明清法律的人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