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权微观配置再思考——以民事执行权法律性质分析为切入点

民事执行权的法律属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而执行是否准确、及时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得以实现。现行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及其运行已经与制度本质需求脱轨,归根结底是对民事执行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归属没有准确的定位。纯粹"三权分立"学说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困惑,应当科学地将其定位为行政权,并统一于法院系统。重新配置民事执行权,合理调整执行机构,增设司法执行局和执行审判庭,并在司法执行局内增设司法警察所,这样微观整合后的模式不失为智慧的选择。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中的司法因素:基于实证的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司法保障不力。由于我国环保部门基本上不享有强制执行权,一旦相对人拒绝履行环境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此,法院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环境行政处罚的执行率。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不愿意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在制度上对环境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权作出新的安排。

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制度之检讨

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的制度尚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与域外的执行文告制度亦存在重要区别。该制度无法达成其原有的制度目的,盖因公证机构仅有证明权而无调查权、裁判权。在我国执行法院对强制执行开始要件具有审查的权限和职责之情况下,执行证书制度的推行会造成强制执行理论的不协调、执行制度的不统一,并使得强制执行之启动程序复杂化、执行开始要件之审查重复化以及债权人之负担加重化。故为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应当适时废除这一制度,并健全公证机构出具公证书的程序,理顺和完善执行程序中当事人之相关救济程序。

论强制拍卖采矿权中权力的行使

强制拍卖作为法院的一种强制执行措施,应当由法院行使。但是,对于采矿权的强制拍卖,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强制拍卖的主体是法院还是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对采矿权这一特殊财产权的性质的把握,涉及对法院执行权和强制拍卖的理解,涉及对强制拍卖法律规范与《拍卖法》的关系的认识。本文兼顾学理和法律,认为强制拍卖采矿权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选择适用《拍卖法》;强制拍卖采矿权的主体是法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有协助义务。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我们选择的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强制执行模式。所以,在强制执行程序的设定上也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程序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程序包括告诫、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声明异议程序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救济等阶段。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包括申请、保全、审查、告诫、执行和救济等阶段。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争鸣不绝,其原因是绝大部分论者都以民事诉讼结构立论,没有从民事诉讼模式本来面目展开论证。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和我国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揭示民事诉讼模式是贯穿于民事诉讼各阶段、促使民事诉讼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益、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架构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辅,正确引导我国民事司法体制改革。

人民法院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再思考

行政强制执行权是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权之外的又一职权分工,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权力配置中具有很大的比重,也深具特色。本文试图从人民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行政效率、权利救济的制度逻辑、司法制度等几方面对人民法院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展开论述,具体分析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合理配置。

最高人民法院介入宏观调控的实践与反思

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宏观调控的职权(职责),但它还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宏观调控。最高人民法院介入宏观调控,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为我国法治建设带来隐忧。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最高法院介入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给我国有益启示。从法治的立场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宏观调控中应保持司法克制。

论我国税收执司法衔接的完善

当前我国税案频发,而打击乏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税收执法体系特别是狭义上的税案行政执法和税收司法体系在衔接上存在脱节。必须从制度改革出发,在根本上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一个完善、统一和高效的税收执司法体系。

城市管理巡回法庭初探——基于强制执行权配置体制的视角

我国城管执法部门与法院间的强制执行权配置体制存在阻滞行政效率、司法控权不力、非诉审查迟缓等弊病。对此,各地方渐次设立城管巡回法庭以谋求应对之道。该机构尽管存在缺憾,但仍不失为一个"成功经验"。其通过凝聚行政审判力量,"一站式"模式、巡回审判等方式,确可为城市的善治提供助力。当然,如何根除强制执行权配置体制的弊端,仍是未尽课题。

基层法院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及耦合

司法责任制改革取消了庭长审批权,实现了权力下沉至一线法官的目的,但同时庭长却面临着不愿管、不善管的困境。其直接原因在于庭长权责匹配冲突,即权力小、责任大。具体表现为多重角色赋予其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基于法院目标管理带来的行政责任以及法官身份回归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并未赋予相应的权力。造成权责匹配冲突的根源在于在去行政化过程中对权力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导致法院外部压力型任务注入与内部平权式治理之间的矛盾;法院功能的超载化,扩充了法院管理的范围。权责冲突带来了负面效应,包括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不善管;逆向激励,痕迹化监督与策略性监督,不愿管。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从制度保障、动力机制、信息基础、关键因素四个方面入手。

人民法院逮捕决定权之取消探究

刑事诉讼分为公诉和自诉两种,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由于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权在公诉案件中是不能行使的,在自诉案件中也是不宜或者不能行使的,因此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冲突,应当取消。国外的法官行使逮捕决定权的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

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1978—2008)

中国法院编制从1978-2008扩展了5.5倍,法院内部编制规模的激增,导致中国法院内部出现坚硬的科层化。这不仅导致结案上的内卷化,而且使整个法院、法官被接受性降低。传统对策均将案件数量增加作为因果性前提以进行应对,但实际导致法院规模扩大的真实原因在于法院事权的扩大。司法的边界划定,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国法院司法解释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尽管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但这种不以个案为背景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在域外,由最高法院制定抽象司法解释的做法极为罕见。司法解释是司法过程的必备环节,但司法解释不能脱离个案,脱离个案的抽象司法解释有侵犯和僭越立法权之嫌,且与立法机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性立法形成恶性循环。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应尽量抑制和减少抽象司法解释活动,加大指导性案例的供给,并允许地方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遴选和确定指导性案例,此外还应该肯定法官针对个案的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权力。

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一辩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尚存在各种不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与司法实践的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可以从实在法和学理两个方面得到辩护。要推进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就要在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之正当性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