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

社会结构紧张视域下“大调解”对法院司法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结构性紧张的风险时期。"大调解"与法院司法之间也存在着结构性紧张问题,而时下强化以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为主要内容的"大调解",在社会纠纷总量控制方面已经失败。此种结构紧张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立法上,制度供给不足;政治上,过于强调权力的单边治理;观念上,陷入了精英主义的泥潭。按照纠纷解决学之逻辑,破解此种结构紧张的出路在于:从长远看,在顶层设计中,应以法院司法为中心构造中国纠纷解决机制;在近期安排中,法院要坚持保守的司法能动主义,服从并配合党政机构集中资源解决社会纠纷。

法院附设调解改革的微观比较分析

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因特邀调解的系统化应用、法院和调解联合组织的合作,以及律师调解的试点运作呈现新的改革方向。通过与美国纽约州法院附设调解改革的微观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改革呈现相同途径:从法院内外同时入手,外部加强与民间调解组织的合作,内部欢迎特邀调解员的加盟。我国法院附设调解的运作,呈现为人海战术的效果,总量虽不输于美国,但人均量比较低,因此应精简人民调解员、提高调解效率;免费调解原则的实施限制调解的发展动力,阻碍调解的市场化运作,故应逐渐实现调解收费的部分开放;现代调解的发展不应是法院孤军奋战,而应注重律师和法学院在调解发展中的合力。

人民调解制度与基层社会和谐

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解纷息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基层社会稳定方面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清楚认识到人民调解的独特优势,尽快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探索人民调解的创新机制,这是涉及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

虽然我国目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学者仍可探讨"将来"需要时,该机构的设置模式。根据我国国情,这一机构放在最高法院内较为合适,或设一个宪法庭,进行专门审查;或不设宪法庭,由各审判庭做附带性审查,但需辅之以宪法咨询;或就违宪审查案件组成特别陪审庭,陪审员可在学术性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以及社团代表或普通民众中产生。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争鸣不绝,其原因是绝大部分论者都以民事诉讼结构立论,没有从民事诉讼模式本来面目展开论证。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和我国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揭示民事诉讼模式是贯穿于民事诉讼各阶段、促使民事诉讼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益、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架构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辅,正确引导我国民事司法体制改革。

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研究

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功能的复兴和强弱,与土地纠纷的复杂性及调解政策变迁的高度相关。法院调解解决土地纠纷的优越点由土地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决定。法院调解土地纠纷顺应我国人情传统的熟人社会,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功能的实现在于回归调解的本质,以公正合理为优先,而非过于追求结案效率。目前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存在程序规范性缺位、法院调解自愿合法原则价值及作用弱化、法院调解协议失效等问题。因此,完善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应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原则,建立法院调审分离模式,改革调解庭的组成方式,以土地纠纷法院调解的专业化、调解与诉讼衔接的运作、调解组织的积极性及中立性为程序特点。

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以X区法院的实证研究为中心

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是实现调审分离的重要举措。该文以法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通过对X区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的实证考察,发现该制度的组织结构呈现"科层制"特征,并按照"诉前—诉中"双轨制的运行程序开展调解活动,在案件分流、防止法院调解裁判化、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方面作用显著。但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在组织结构与运行程序上仍存在问题,需从优化人员组成、健全管理机制、运用合意诱导为主强制为辅的启动方式、畅通部门衔接等方面进行完善。

传承与超越: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未来发展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宁夏南部山区赵村进入“现代熟人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人民调解不仅是村民纠纷化解的主要机制,也是文明乡风养成的有效路径,还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但人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困境:人民调解性质和功能异化明显,人民调解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足,村民参与人民调解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未来发展,需要积极推进人民调解本质的定位回归,探索人民调解员专职化的实现路径,多举措培育村民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保障。同时,对于赵村这类刚刚脱贫的村庄,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也是重中之重,乡村经济有发展,才能为人民调解在乡村治理中的效能提升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

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制度的实践与完善研究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涌入人民法院的纠纷逐渐增多,剧增的案件量因“案多人少”导致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建立特邀调解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深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深化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必要举措。文章从实践经验、规律、存在问题以及完善路径等方面对特邀调解制度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其良性运行。

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工作室化解医疗纠纷的实践

作者立足于当前医疗纠纷处理途径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医疗纠纷处置新方式,总结分析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工作室模式的独特优势。该模式将各传统医疗纠纷化解途径有效衔接,实现优势互补,为医疗纠纷提供了一个更加快捷、高效且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化解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