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软暴力行为的侦查取证策略

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渐完善,传统的“打”、“砸”、“抢”等硬暴力手段逐渐减弱,而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手段进行为非作恶不断增强。司法机关也为此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明确了“软暴力”的概念和表现形式等,为具体司法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尚存在“软暴力”行为认定标准模糊、证据收集困难和危害结果难以量化等难题。为了破除司法实践难题,结合司法工作实际情况,从软暴力行为的概念界定出发,分析软暴力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并针对其提出有针对性的侦查取证策略和措施,以服务于基层司法实践工作。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价值、不足与完善路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近年来扫黑除恶的综合性、专门性、阶段性的成果。它从我国国情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出发,与国际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相接壤,在原则上体现了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打击犯罪的手段推陈出新、互相协同;打击犯罪的目标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打击犯罪的政策秉持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但本法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各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协作而忽视了互相制约关系;第二,具体条款过于粗糙;第三,人权保障性条款尚不完善。为了实现本法与刑事法治程序相契合,有必要加强各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以防止打击极端化,细化具体程序并增加保障性、救济性条款以实现权利保障。

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实践价值、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基层"微腐败"是一种重要的腐败类型,健全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对提升基层民众在腐败治理中的获得感和培育清正廉洁的基层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县级监察委在治理基层"微腐败"时通常存在着"微腐败"案件多发易发与基层监察力量"三个不增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监察人员容易受到基层人情关系的干扰和基层公职人员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增加"微腐败"治理的难度等现实问题。鉴于此,县级监察委在健全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加强监察人员培训与内设机构整合提升县级监察委的腐败治理效能,综合运用异地交叉巡察和报请提级管辖等手段排除基层人情因素的干扰,将基层"微腐败"治理与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结合起来。

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再审视

学界对于扫黑除恶的政策解读、路径手段等研究颇多,但对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形成这一根源性问题却鲜有问津。对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犯罪治理意义和刑事政策意义。厘清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将历史与现实文化基因相结合,有助于形成具有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的犯罪亚文化理论。我国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是主流文化异化的结果,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化基因,应从完善黑恶势力认定体系、挖掘正向传统文化基因、净化网络传媒环境、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四个方面予以治理。

构建“打黑除恶”主动进攻型机制的几点思考

为了根治黑恶势力犯罪 ,及早改变目前打黑工作被动出击的局面 ,公安机关有必要着手进行“打黑除恶”工作长效机制的规划和建设 ,构建一个针对黑恶势力的主动进攻型机制。

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问题研究

黑恶势力软暴力包括侵犯公民各种权利的软暴力,扰乱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社会秩序的软暴力和其他软暴力。依法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摧毁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对黑恶势力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原则,规制网络暴力,坚持综合治理与建立防控软暴力犯罪的长效机制是惩治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的有效策略。

我国旅游市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色情引诱,敲诈勒索、暴力抗法等由黑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在我国旅游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是行为人私欲膨胀、人格扭曲以及相关部门和人员失职渎职,甚至同流合污。扫除旅游市场罪恶势力应当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惩治力度、深挖关系网和保护伞等方面作出努力。

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征及其法治要求

黑恶势力是威胁我国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在现代刑法理念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面临着诸多诘问,主要包括:严刑峻法难以实现震慑犯罪的目的;"严打"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不明,容易造成打黑的扩大化。为减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负面效应,司法部门应严格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守罪刑法定主义的底线、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

黑恶势力“保护伞”之司法认定——以公职人员韦某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为例

黑恶势力“保护伞”是公职人员包庇、纵容或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监察实践中,由于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概念定义模糊、主观故意规定不明、保护对象不清、案件移送滞后和适用证据缺失而导致对其认定困难,因而监察机关必须准确严格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明确行为人主观故意、严格鉴别保护对象和收集确凿充分的证据,才能准确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当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相较于“黑”,对“恶”的认定与处理一直是法律领域的短板。立法层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更应当谨慎。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要紧扣其核心特征、组织特征、手段特征、犯罪活动特征、区域或行业特征、违法犯罪次数特征。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要把握宽严相济的政策,严字当头,谨慎从宽。

在政策与规范之间:论黑恶势力犯罪“保护伞”的惩治路径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惩治进入收尾阶段,对“保护伞”的打击是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典型体现。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同时,也面临着司法打击不当扩大化,及背离我国法治道路的风险。为此,需要在客观分析黑恶势力“保护伞”惩治现状的基础上,提倡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在法治的框架内综合把握规范与政策的关系,从“保护伞”的认定着手消解司法人为扩大的风险。

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的地区差异与制约因素实证研究

除了对恶势力犯罪进行规范阐释外,还有必要考察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的地区差异与制约因素。考察发现,一方面,公安机关对恶势力犯罪的发现能力具有地区差异,呈现出“东西倒挂”的趋向。另一方面,犯罪严重性和犯罪地人口密度对恶势力犯罪发现能力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恶势力成员数量和犯罪地人口密度等因素能部分解释公安司法机关对恶势力犯罪的追诉和审判能力,不过程序性法律因素对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能力作用不彰。意欲提升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中东部地区的恶势力犯罪发现能力,维持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能力的地区平衡,加强对严重犯罪和人口密度较大地区恶势力犯罪的预防密度,提高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追诉和审判资源的投入,并重视程序性法律因素在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中的功用发挥。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综合防治研究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是综合病症,由多种因素构成,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犯罪方式和手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对基层黑恶势力的治理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研究、统一认识,紧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灵活应对,不能仅从司法方面着手。执法部门间形成高度合力,将扫黑除恶作为重中之重,运用法治思维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托信息化、网络化,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努力将黑恶势力从根源上铲除,切实保障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海霸型黑恶势力犯罪实务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海霸型黑恶势力是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综合类型,具有犯罪地域特殊性、犯罪对象复杂性、犯罪行为隐蔽性、犯罪危害广泛性等特点。实务中,以持有养殖承包合同或海域使用权证等“合法”形式掩饰非法霸占海域实施违法犯罪的海霸型黑恶势力是司法认定疑难,应对承包合同和海域使用权证的取得进行从形式到实质的全面性审查,结合后续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排除合理怀疑后再进行定性。

法治视野下传统“扫黑除恶”的治理及当代价值

黑恶势力的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经济活动、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干扰社会主义秩序的和谐与稳定。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扫黑除恶工作进行了着重强调部署。回顾中国历史,扫黑除恶运动有着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下追溯传统扫黑除恶的法治与实践,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并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法律规范的沿革及特点

考察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立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法律规范体系的发展演变折射出立法者对黑恶势力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质特征认识的逐步深化。由于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法律表述难以避免概括、抽象,黑恶势力犯罪法律适用中的二次评价可能会造成司法任意,黑恶势力犯罪法律规范体系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实现细致严密和系统化,才能为在法治轨道内惩治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保障。

扫黑除恶中公安民警执法权威维护机制与对策

在扫黑除恶中对警察执法权威的维护是否得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国家稳定的底线。黑恶势力组织化程度提高,与公安机关的对抗性增强;侵害警察执法权威的暴力化、组织化增强,打击处理的难度加大;黑恶势力中高危人口构成社会安全的重大隐患;黑恶势力敌对心理、报复心理、侥幸心理较重。需要从反恐的视角处置黑恶势力暴力袭警,对暴力袭警行为实行'零容忍';完善立法保障警察权威;建立完善维权机制,增加维权的厚度与宽度;健全完善黑恶势力暴力袭警案件的快速处置机制;强化管制刀具的管理;建立完善及时、规范的舆情引导管控机制;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和抚慰工作。

监所羁押涉黑恶人员对策简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被羁押进入公安监所,他们的反监管伎俩有别于一般在押人员。他们对抗监管行为方式多样化、服管服教意识淡漠,硬暴力软暴力交织,拉拢腐蚀民警、反监管行为极端化特征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智能性、暴力性和隐蔽性。羁押监管涉黑恶人员,要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做到依法应收尽收、服务扫黑除恶大局,严格分级管控、防范安全风险,规范管理执法、广泛获取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配合诉讼和扫黑除恶办案工作,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确保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

黑恶势力犯罪中“保护伞”的认定问题研究

黑恶势力的发展和壮大往往离不开“保护伞”的作用,打“伞”对扫黑具有根源性的治理价值。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公布的司法解释对此虽着重打击,但在具体规定上还不够清晰。首先,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保护伞”的认定要件,导致司法实务中判断标准不一,出现适用疑难。其次,在定罪量刑上存在空白罪状,当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渎职类犯罪竞合时,难以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鉴于此,文章从典型案例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总结得出认定“保护伞”要判断是否存在足以被实质评价为“保护”的行为,被保护的对象应为整体的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主体范围特定为国家公职人员,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在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渎职类犯罪的竞合问题上,选择从一重罪的处罚方式。

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

网络恶势力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成果迭代异化的结果,表现为日益与信息网络技术深度融合,与跨境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勾连,网络"套路贷"、网络赌博、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水军"已成为网络恶势力犯罪重灾区。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存在立案侦查难、调查取证难、追究源头犯罪难、准确定性难以及再犯率高等困境,需要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供给,进一步明确裁判尺度,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探索彻底扫除网络恶势力犯罪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