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若干问题

关于黑恶势力"软暴力"的规定方式、"软暴力"与暴力性手段的关联程度、"软暴力"手段的阶段性特征和恶势力的制度定位,最新规范文件与既有规范文件的规定有所不同。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司法观点认为,"软暴力"可以是恶势力形成的基础性手段,恶势力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无须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更无须以暴力随时付诸实施为条件。在"恶势力"已成为半正式制度的背景下,应当以法治思维为基础,以对规范的实质解释为方法,以刑事政策适时调整的妥当性为基准,明确恶势力及其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认定规则: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或者暴力性手段在全部违法犯罪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影响力,是认定恶势力的必要要件,也是恶势力构成具体犯罪的手段特征。涉刑事案件的"软暴力",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软暴力"、恶势力的"软暴力"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软暴力"三类,各有其特征,应分类判断,不可混淆。

对黑恶势力犯罪基础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共同犯罪与有组织犯罪为界域

黑恶势力犯罪追求非法控制社会的天性,决定了对其治理必然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意义。在不断完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法律体系,推进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有必要重新审视其间涉及的基础问题。在厘清黑恶势力犯罪与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明确普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的关联与界分,重视预防刑法视域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刑法评价对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治理黑恶势力犯罪的基础,对其深化研究也将有助于此次专项斗争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实践价值、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基层"微腐败"是一种重要的腐败类型,健全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对提升基层民众在腐败治理中的获得感和培育清正廉洁的基层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县级监察委在治理基层"微腐败"时通常存在着"微腐败"案件多发易发与基层监察力量"三个不增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监察人员容易受到基层人情关系的干扰和基层公职人员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增加"微腐败"治理的难度等现实问题。鉴于此,县级监察委在健全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体制机制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加强监察人员培训与内设机构整合提升县级监察委的腐败治理效能,综合运用异地交叉巡察和报请提级管辖等手段排除基层人情因素的干扰,将基层"微腐败"治理与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结合起来。

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界分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犯罪集团,其往往是由恶势力犯罪集团演变而成的。对二者的司法界分,应主要着眼于危害性特征的差异。前者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后者则只要求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此,应当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正确理解和实质解释,并对'保护伞'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国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及量刑与法律控制——以刑事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恶势力犯罪具有成员相对固定、组织规模较小以及近半数成员有前科劣迹的组织结构特点和实施罪种多元化、侵害法益聚合化的行为特点。同时,恶势力犯罪还具有组织存续时间较短、犯罪事实明确的危害性特点。恶势力犯罪的量刑受是否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组织存续时间等因素影响,其中犯罪人是否属于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是影响量刑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恶势力犯罪量刑的罪刑均衡性较低。受恶势力'标签效应'等因素作用,是否立功、是否自首等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微弱。鉴于此,恶势力犯罪的法律控制应坚持打早打小与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并重的方案,应酌量增加量刑影响因素中的法律成分,并准确评价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

当前“扫黑除恶”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以徐某某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为例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质组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徐某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是涉黑大案,该案办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很有代表性,值得反思。

元代政府关于无业游民的法律规制及对今日之启示

元代无业游民的大量出现是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种衍生现象,该群体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混迹于市井巷陌、乡里村社的流氓地痞、泼皮无赖寻衅滋事,扰乱民众正常生活,赌博、诈骗、抢劫、偷盗、虚假诉讼、非法集会,甚至是谋反作乱,这些违法行为造成农业生产延误与税役缺失,破坏金融和商业秩序,干扰行政和司法秩序,危害社会治安和国家政权。元代君臣基本保持了"禁游惰"的一致态度,对此类群体采取劝诫和严惩相结合的规制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无业游民的社会危害性,整治了当时游惰浮靡的社会风气。同时,元代无业游民与当今黑恶势力有产生原因、表现特征和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的相似性,相关法律措施对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教育和惩罚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发挥舆论宣传的优势,重视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扫黑"和"除伞"两手抓等方面,都可以从元代的法律实践中获得启示和灵感。

亮出实招助推县域扫黑除恶提质增效——基于四川省合江县扫黑除恶“四大行动”实践的调查分析

为了提升扫黑除恶的质效,四川省合江县在两年前采取了“四大行动”。此“四大行动”,不仅是提升全县扫黑除恶实效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上级要求推进基层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回应群众关切的客观要求。高位发动与常态实施相结合、三级联动与城乡一体相结合、台账管理与量化考核相结合是“四大行动”的基本经验。在合江县扫黑除恶斗争中,“四大行动”取得了拓宽线索来源、治理社会隐患和增进社会安全等突出成效。但是,“四大行动”也存在如何补齐制度化建设短板、如何保证冲刺期持续发力和如何提炼并固化成功经验等问题,必须从现实与长远相结合的角度去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富有系统性的对策。

网络空间中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的刑法认定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各省市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网络黑恶势力,并将有组织的网络水军进行的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行为作为黑恶势力的典型表现形式进行打击。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抓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性、公开性等实质危害性特征才能够正确界定网络黑社会性质组织;只有明确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软暴力"作用机制,并关注其行为的公开性和危害的双重性才能与一般的共同犯罪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着眼于网络黑恶势力的犯罪链条与施加非法影响的逻辑,通过技术改进与司法努力,才能保证在实现"打早打小"的同时尽可能落实"打准打实"的审判原则,使扫黑除恶不至于脱离法治轨道。

攻坚时期涉黑涉恶犯罪侦查多元化路径研究

2020年是实现为期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的决胜之年,收官之年。涉黑涉恶犯罪侦查攻坚是贯彻党中央部署的政治要求,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抓手。攻坚时期,应从农村基础底数入手,从城市行业领域入手,从网络涉恶线索入手,注意发现涉黑涉恶犯罪中利用未成年人的线索,强化对这些线索的进一步侦查,全力打击涉黑涉恶犯罪,充分应用大数据支撑分析研判,注重涉黑涉恶线索基础调查,决胜扫黑除恶三年专项斗争。

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征及其法治要求

黑恶势力是威胁我国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在现代刑法理念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面临着诸多诘问,主要包括:严刑峻法难以实现震慑犯罪的目的;"严打"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不明,容易造成打黑的扩大化。为减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负面效应,司法部门应严格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守罪刑法定主义的底线、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

论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以控制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威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黑恶势力犯罪非常猖獗。控制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以归结为合法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以及罪犯在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导致的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是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比关系的理性选择。控制理论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治的启示是强化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强化基础素质教育,矫正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则是加强"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升黑恶势力犯罪成本和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防范意识,构筑起心理栅栏。

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职能发挥的路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检察机关作为重要的法律监督机关,积极完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各项任务和使命。随着上海黑恶犯罪隐蔽性和手法不断翻新,为精准打击涉黑涉恶犯罪带来难度和挑战,也给检察机关在“破网打伞”“打财断血”和推进综合治理环节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应立足本区区域化特征,在加强深挖力度,加强能力提升和加强常态长效工作机制方面完善检察机关职能发挥路径。

“套路贷”案件的涉黑涉恶认定标准探究——基于三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套路贷”犯罪作为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常见多发的新类型犯罪,严重扰乱了民间金融市场的经济秩序,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在涉黑认定中,应审慎考虑、综合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在涉恶认定中,应注意区分普通案件与恶势力案件,以及恶势力团伙与恶势力集团案件。此外,一定要遵循先判断是否涉恶、再判断是否涉黑的顺序,切忌认定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后直接归入恶势力范畴的做法。

涉黑恶线索挖掘路径规范化分析与研判

在新时代背景下,涉黑恶犯罪呈现出新特征,严重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为了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涉黑恶案件的能力与水平,通过信访举报材料、涉枪涉暴案、聚众斗殴案、自动投案、警情跟踪梳理等线索来源,对涉黑恶案件进行梳理与研判,形成线索收集的图形模式。拓宽线索收集的途径及方法是公安侦查部门实施扫黑除恶的必要措施,通过对涉黑恶案件的特点及其滋生社会环境的剖析,研判涉黑恶案件的高危人群,研究其所涉及刑事案件的种类、行业范围来发现线索。侦查人员在常规工作中要注意对各类涉黑恶线索进行收集,及时发现、研究黑恶势力的新特点和发现线索的新途径,对启动时机精确掌握。情报信息部门要构建全面、科学、系统的作战平台,客观、及时、精确地研判分析,挖掘有利于立案的相关线索、证据信息,为涉黑恶案件的顺利侦查提供保障。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当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相较于“黑”,对“恶”的认定与处理一直是法律领域的短板。立法层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更应当谨慎。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要紧扣其核心特征、组织特征、手段特征、犯罪活动特征、区域或行业特征、违法犯罪次数特征。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要把握宽严相济的政策,严字当头,谨慎从宽。

《裂缝》中人性恶主题的原型分析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裂缝》与《圣经》中人类原罪故事的相关场景以及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论证"人性恶"具有本能性和遗传性,可以作为原型进行研究。

法治视野下传统“扫黑除恶”的治理及当代价值

黑恶势力的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经济活动、人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干扰社会主义秩序的和谐与稳定。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扫黑除恶工作进行了着重强调部署。回顾中国历史,扫黑除恶运动有着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下追溯传统扫黑除恶的法治与实践,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并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经验借鉴。

恶势力的概念流变及其司法认定

基于填补刑事立法缺陷、实现有组织犯罪阶梯化规制的需求,司法机关逐步推动恶势力概念规范化,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高低搭配的有组织犯罪处断模式。《指导意见》中的恶势力规范虽然在明确性、效力层级上仍存不足,但基本可以满足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需求。恶势力属于类型概念,应当采取类型思维的方法,建立一种具体要素与主导形象双层次的判断体系。第一层次是具体要素判断,分析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三个要素是否达成,以何种程度达成;第二层次是主导形象判断,根据要素的达成程度,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一主导形象进行价值判断。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时间起点的认定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适用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事实及定罪量刑的全部裁判过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判决书中组织成立时间与定罪量刑相关性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文书通常将成员实施第一起犯罪至案发之日的全部犯罪认定为组织罪行,这是没有贯彻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表现,也是对2009年《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断章取义的理解。由于"恶势力"团伙向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认定组织存续时间应采取多元而非单一标准。组织存续时间起点对认定组织与个人罪行、累犯等均有重要影响,应从成立仪式、形成非法控制、为维护组织利益首次实施有组织犯罪活动三方面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