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社会信用似乎成为核心概念。从概念产生的角度观察,“社会信用”与“信用”为同一含义,“社会”只是强调信用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宜采用“信用”之称。目前,信用的外延已经从传统的经济信用扩展至公共信用,展现出浓厚的本土色彩。信用领域的扩展导致信用法学研究对象的非单一性,信用法学应纳入领域法学而非部门法学的范畴。据此,问题导向的视角、实用主义的立场和兼容并蓄的路径构成了信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以之为指导,立足中国信用实践,关切遏制公权和维护私益的信用立法价值取向,阐明本土化的概念系统,以信用法律关系和信用信息处理规则为双重主线叙事,才能实现信用法学自主性和体系化。

信用社会建设背景下犯罪前科的泛化及其应对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失信评价与信用惩戒不断融入犯罪治理领域,导致犯罪前科不断泛化,主要表现为前科内容的生活化、负面影响的牵连化和救济途径的稀缺化。造成犯罪前科泛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信用规范加重法定义务、失信标签引发道德谴责和前科消灭制度仍需完善。在社会信用体系与犯罪治理体系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可以借鉴社会信用理论与信用社会建设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应对犯罪前科泛化的态势。具体而言,应当通过明确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完善前科事实的规范处置机制和提升前科消灭制度的复权效果等措施系统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进而着力消解犯罪前科泛化后导致的负面影响,实现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平衡。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及发展方向

实现科学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对于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为改善相关问题,应从加大失信惩戒威慑力、完善信用制度实施方案、加强大数据技术运用等方面推进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

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治理路径——基于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征信合规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能够有效阻却刑事责任归咎、预防企业刑事犯罪风险。法经济学视阈下,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机关应当引导罚金刑转向征信合规建设上,实现合规正向激励。企业应当建构征信合规制度,破除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同时区分一般信息和征信信息的合规有效性程度及成本边界,达到预期合规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益均衡。建构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制度要基于成本效益均衡理念、秉持类型化建构以及明确合规刑事责任的减免。

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替代数据的征信边界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征信领域广泛应用,大量有效“替代数据”被采集、分析和应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征信已突破传统借贷信息共享的范围。然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情况,面对征信机构利用大数据不当搜集个人金融替代数据的现状,理应尽快厘清金融替代数据的征信边界以保护信贷主体的金融信息权益。基于此,文章认为: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把满足“依法采集、用于描绘信用画像、服务普惠金融大局”三要素的金融替代数据整体纳入征信监管中,明晰金融替代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并结合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细化金融替代数据应用的场景化规则,并构建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征信主体与信贷主体共同参与征信活动的良性互动机制。

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与成长之研究——Gibrat's Law应用

本文系探讨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与成长间关系有否符合吉尔伯特法则(Gibrat's Law),利用1996年至2007年储互社纵横资料(panel data)分析台湾310家储蓄互助社的资产总额、社员人数及教育支出等变数。经由Levin,Lin&Chu及IPS单根检定结果发现,台湾储互社规模变量皆拒绝虚无假设,且呈现定态不具有单根的现象,此显示出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与其成长实际上具有关联性,隐含了储互社成长没有随机漫步现象也不符合吉尔伯特法则,表示台湾储互社长期无需集中扩大增加其规模。

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长效机制之构建

国家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国家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的文明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五年如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出了决策部署。这里的文明具有如下两层基本含义:首先,它是与野蛮相对立的行为方式;其次,文明与“发展”“进步”等价值相联系,是人们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创造的有价值的成果。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要构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的刚性规定促进文明行为养成,通过信用手段治理不文明行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规范体系构造探讨——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之分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将一种社会机制直接转述为法律制度,将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塑造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规范,必然导致以法律概念为基石的法律规范形式构造与以法律一致性价值判断为目标的法律规范内部构造之间出现融贯性、逻辑性、规范性问题。规范体系背后的经验冲突、价值冲突、逻辑冲突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庞大的社会信用建设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立法目标的多重性以及治理逻辑与信用逻辑、法律逻辑的混淆,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的规范体系自身逻辑难以自洽。立法者应以立法科学性为视角重新审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的规范本质,通过对规范概念、规范语境、规范意义和规范逻辑的审慎论证,实现规范体系严谨贯通,使其实然功效与立法目的之间达到和谐统一。

行政性信用监管的法治应对

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行政性信用监管是加强和规范监管的一项创新型制度。它主要采取行政性信用裁决对市场主体守信或失信行为实行激励或惩戒,通过综合性信用风险评估对其市场活动实行分级分类监管。相较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分级分类监管更有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行政性信用监管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都有可能冲击既有的法律护栏,由此招引合法性风险。因此,需要建构符合其监管目标的法治规则,在法律原则的约束下,实现与政府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把单一主体的封闭式监管提升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监管,从而让其找到正当的应用场景和自我完善的合适土壤。

信用修复机制的实践误区及法治纠偏

在失信惩戒机制已成为重要信用监管手段的背景下,必须同时建立让失信主体依法退出惩戒措施的制度保障,否则会造成信用建设的体系失衡。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信用修复机制是平衡信用监管最佳效果和失信主体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为了实现“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整体目标,在出台社会信用法尚需时日的背景下,应该率先在行政法规层面统一信用修复规则。在界定信用修复的范围时,应该主客观相结合,以失信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为主,辅之以主观过错程度进行评判。在明确信用修复的具体标准时,首先应该统一信用修复时限标准,然后应当设置合理的信用修复行为标准,最后还应当区分纠错式修复和补偿式修复,科学设置信用修复的核心流程。

我国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高质量的征信体系是维护现代金融体系安全运行的有效保障,是破解政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文章对我国征信体系30多年的发展和运行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分析了我国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国家层面设计、完善现有征信体系、完善征信法规制度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新《职业教育法》视域下学分银行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实施策略

新《职业教育法》提出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的新愿景,赋予学分银行建设法律地位和时代使命,学分银行应围绕新《职业教育法》,积极回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等时代要求,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构建学分银行核心价值和应用场景,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学分银行的战略定位,不断优化学分银行支撑人才多路径融通、多通道成才、多维度评价的实施策略,更好地服务技能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基于民商法的信用卡法律问题分析

信用卡是当今社会非常常见的一种外出支付方式,由于其方便快捷的特点,在近几年被广泛使用。不过,在信用卡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问题。目前国内在法律法规方面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信用卡保护机制,以至于面对使用信用卡时出现法律纠纷,缺乏足够的法律规范来对人们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一旦出现关于信用卡的个人信息泄露、挂失、冒用等问题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法律纠纷。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管是信用卡的使用者还是商业银行都难以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定来对事件纠纷进行合适的处理。要是涉及的金额过大,还会严重损害信用卡持卡者和银行的利益。本文从民商法入手分析了有关信用卡的法律问题,并以此来对如何在信用卡全民化时代建立健全相应的信用卡法律保障体系进行了研究。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实然困境与突破路径

国家资历框架是一个国家建立的衔接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制度体系,具有融合性与开放性。一直以来我国积极探索建设国家资历框架,但由于起步较晚仍存在学习成果认证标准不统一、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度不足、资历等级维度有区域差异、国际标准对接基础不成熟的实然困境。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为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规范学习成果认证、扩大多元主体参与、完善资历等级维度、加强国际标准对接方面提供了突破路径。

法学人才培养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法学人才,高层次法学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鲜有研究来分析法学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各城市高校法学专业首次招生的时间差异,评估我国法学人才培养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估计结果发现城市高校首次招收的法学学生毕业后显著提升了当地人均GDP约3.6个百分点,这种正效应10年后仍然存在。考虑城市法学专业招生的非随机性、遗漏变量、互为因果等因素后发现法学人才毕业后仍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才流动和知识溢出的外部性没有对估计结果带来影响。最后发现法治的变化主要从信贷规模、投资以及FDI等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

新时代社会信用制度的治理效能与推进路径

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之初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经济信用危机,而后在国家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规划与政策的推进下,依托多种信用平台逐渐发展为一项全面的法律制度。20多年来,社会信用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重塑了社会诚信风尚,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其也存在定义模糊、发展不均、惩戒偏颇等问题。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社会信用制度应立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视角,以信任机制规范社会公众行为、以公众监督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政社协同促成多元主体共治。社会信用制度中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应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除弥补统一信用立法的缺失、平衡信用监管和信用服务外,还需要激发市场活力以保障该制度行稳致远。

中国分时度假的发展困境及其消除

作为一种新型旅游产品 ,分时度假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 ,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缺失 ,度假消费环境不成熟 ,使得中国分时度假产品遭遇到不可回避的发展困境。本文分析了我国分时度假困境的成因 ,并提出了解决当前分时度假发展困境的对策。

美国信用法律制度简介

美国是当今世界信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信用法律法律相对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信用法律主要包括关于信贷与租赁的法律、关于信用报告的法律、关于平等授信的法律以及关于公平债务催收的法律等,这些法律对于促进美国信用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美国信用法律制度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以信用交易的充分发展为先导;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形式多样。在美国信用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信用报告体系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发展我国的信用经济,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以建立信用报告体系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