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社会信用似乎成为核心概念。从概念产生的角度观察,“社会信用”与“信用”为同一含义,“社会”只是强调信用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宜采用“信用”之称。目前,信用的外延已经从传统的经济信用扩展至公共信用,展现出浓厚的本土色彩。信用领域的扩展导致信用法学研究对象的非单一性,信用法学应纳入领域法学而非部门法学的范畴。据此,问题导向的视角、实用主义的立场和兼容并蓄的路径构成了信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以之为指导,立足中国信用实践,关切遏制公权和维护私益的信用立法价值取向,阐明本土化的概念系统,以信用法律关系和信用信息处理规则为双重主线叙事,才能实现信用法学自主性和体系化。

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实践面对法治拷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对社会信用法治之路将如何前行进行了回应。该理论通过揭示和描述社会信用机制的内在规律,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实践给出了学理解读。在社会交互成本理论看来,社会信用建设现有的法治探索经验显示,社会信用法在法律的调整对象等一系列方面已然显现新的特征,以“行为本位”为前提的法理思维已经无法涵括社会信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在依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形成的法理观念看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已不只是信用行为,而是信用行为习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不只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国家强力规制与社会自我管理有机融合;调整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惩戒,而是以正向调整鼓励守信为主。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增信用行为刑法应对的反思

数字经济的虚拟性、无界性特点,造成交易参与者之间天然存在信任危机。信用评价体系作为危机解决方案之一,成为维系卖方、买方和平台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渠道。出于惩罚虚增信用的考虑,存在司法入罪论、立法入罪论两种对立的应对主张。但司法入罪论在违法构成和法益定位上不符合虚增信用行为;立法入罪论虽然在侵害本体结论上正确,但没有考虑到信用评价业务法益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信用评价体系内在缺陷的救济容忍问题。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刑法控制论的变革和刑法的补充性原则,以刑法手段治理虚增信用不仅可能因无法化解遵守禁令与生存的矛盾而无功,而且可能会对社会子系统自我治理的积极性形成遏制。因此应特别慎重考虑虚增信用行为的刑法应对,将重心置于非刑事法律手段的完善。

法成令修:新《环保法》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效应延伸到债券市场,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和违约利差之后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债券违约利差,对流动性利差未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处罚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会随着客户集中度的降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以及企业积极改善自身环境绩效而减弱。本文的研究对评估新《环保法》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基于志愿者参与视角的乡村治理积分制的构建研究

乡村治理积分制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治理制度,是基层治理法治化上软法建设的重要一步,并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发展的时间较短,乡村治理积分制还存在积分制范围不广、制度持续性不强和事务治理泛化的潜在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基于志愿服务的理论分析,从模式构建、激励措施、监督管理和规则建设四个路径进行优化提升,构建基于志愿者参与视角的乡村治理积分制,达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随机利率模型下信用价差期权的保险精算定价及其应用

将应用信用价差期权来规避企业债券的信用价差风险.首先运用保险精算方法,在金融市场上的无风险利率具有随机波动的前提下,建立信用价差期权模型,利用保险精算定价方法得到信用价差期权的定价公式.然后结合企业债券的信用价差风险,设计信用价差期权,利用已给出相应期权公式进行风险管理.

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信用监管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目的:为完善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信用监管法制建设,提高我国药品生产企业诚信意识,促进诚信生产活动提供建议与参考。方法:通过对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信用监管法制建设的研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结果与结论: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信用监管法制建设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信用奖惩机制尚不健全,联合惩戒机制还不完善;信用等级评定办法缺乏具体和统一的标准;信用信息公开披露的规定不够具体;医药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充分等。基于此,从信用奖惩机制、信用等级评定制度、信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与外部支撑体系作用4个方面提出对应的建议,以加强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信用监管法制建设。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信用社会建设背景下犯罪前科的泛化及其应对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失信评价与信用惩戒不断融入犯罪治理领域,导致犯罪前科不断泛化,主要表现为前科内容的生活化、负面影响的牵连化和救济途径的稀缺化。造成犯罪前科泛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信用规范加重法定义务、失信标签引发道德谴责和前科消灭制度仍需完善。在社会信用体系与犯罪治理体系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可以借鉴社会信用理论与信用社会建设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应对犯罪前科泛化的态势。具体而言,应当通过明确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完善前科事实的规范处置机制和提升前科消灭制度的复权效果等措施系统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进而着力消解犯罪前科泛化后导致的负面影响,实现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平衡。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刑法保护社会信用的应然立场与实现路径

社会信用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与发展逐渐具有独立意义与价值及坚实的道德与制度基础。其先后经历了三次阶段性演进,分别是以“交往”为核心要义的个人信用、以“交换”为核心要义的经济信用和以“共同”为核心要义的社会信用。现代社会赋予社会信用以社会治理功能,使其成为了国家制度规则与社会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社会信用作为刑法法益来保护,既是因为风险社会促使交往风险转化为制度风险,信赖关系已丧失确定性基础,也是因为信息社会推动人格数据化与行为模式预测,社会信用数据面临滥用失控困境。审视刑法保护现状可知,刑法应当确立次序位阶理念与协同治理理念来保护社会信用法益,并根据社会信用的逻辑结构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对信赖关系、信用价值尺度与信用环境进行针对性保护。

智慧法院与企业商业信用——基于互联网法院设立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部分企业的信用状况仍有待改善。智慧法院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司法创新实践。本文借用互联网法院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智慧法院的设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法院的设立提高审判效能并简化诉讼流程,这使得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更容易被追究责任,从而增加其被诉的频率及涉案金额,供应商为降低违约风险,减少对其提供商业信用,故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受到抑制。商业信用融资受到抑制的企业主要位于经营环境较差地区,智慧法院的设立有利于规范地区企业融资行为。智慧法院的设立对于市场势力较弱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抑制作用更大,支持买方市场理论。本文为探讨智慧法院建设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并补充了司法与诉讼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

信用监管——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在我国食品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加大食品产业信用监管的制度供给重要而紧迫。基于法治刚性与信用韧性的互动互补,数字信用、“法治+信用”的探索为信用监管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我国医用耗材集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研究

目的:归纳分析我国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过程中相关主体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为完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行为监管提供一定参考。方法:搜集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件、官方报道、法律法规及裁判文书等资料并汇总分析,梳理存在问题。结果: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过程中药械企业、医疗机构、招采机构可能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相关法律法规暂未出台,现行处理依据主要为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与各地政策。结论:目前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存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困难等现实问题,建议尽快出台医疗保障法、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以推动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及发展方向

实现科学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对于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为改善相关问题,应从加大失信惩戒威慑力、完善信用制度实施方案、加强大数据技术运用等方面推进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

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治理路径——基于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征信合规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能够有效阻却刑事责任归咎、预防企业刑事犯罪风险。法经济学视阈下,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机关应当引导罚金刑转向征信合规建设上,实现合规正向激励。企业应当建构征信合规制度,破除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同时区分一般信息和征信信息的合规有效性程度及成本边界,达到预期合规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益均衡。建构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制度要基于成本效益均衡理念、秉持类型化建构以及明确合规刑事责任的减免。

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替代数据的征信边界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征信领域广泛应用,大量有效“替代数据”被采集、分析和应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征信已突破传统借贷信息共享的范围。然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情况,面对征信机构利用大数据不当搜集个人金融替代数据的现状,理应尽快厘清金融替代数据的征信边界以保护信贷主体的金融信息权益。基于此,文章认为: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把满足“依法采集、用于描绘信用画像、服务普惠金融大局”三要素的金融替代数据整体纳入征信监管中,明晰金融替代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并结合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细化金融替代数据应用的场景化规则,并构建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征信主体与信贷主体共同参与征信活动的良性互动机制。

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与成长之研究——Gibrat's Law应用

本文系探讨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与成长间关系有否符合吉尔伯特法则(Gibrat's Law),利用1996年至2007年储互社纵横资料(panel data)分析台湾310家储蓄互助社的资产总额、社员人数及教育支出等变数。经由Levin,Lin&Chu及IPS单根检定结果发现,台湾储互社规模变量皆拒绝虚无假设,且呈现定态不具有单根的现象,此显示出台湾储蓄互助社规模与其成长实际上具有关联性,隐含了储互社成长没有随机漫步现象也不符合吉尔伯特法则,表示台湾储互社长期无需集中扩大增加其规模。

我国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高质量的征信体系是维护现代金融体系安全运行的有效保障,是破解政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文章对我国征信体系30多年的发展和运行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分析了我国征信体系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国家层面设计、完善现有征信体系、完善征信法规制度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长效机制之构建

国家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国家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的文明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五年如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出了决策部署。这里的文明具有如下两层基本含义:首先,它是与野蛮相对立的行为方式;其次,文明与“发展”“进步”等价值相联系,是人们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创造的有价值的成果。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要构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的刚性规定促进文明行为养成,通过信用手段治理不文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