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追赃挽损的实践探析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多发,传销主体公司化、集团化;具备涉众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显著特点;手段、形式多样,案件办理难度较大;被害人也是传销活动的参与者,涉及人员众多、分布地域广。追赃挽损受困于案件本身特征、具体执行方面法律规定、部门之间协作能力、执法合力、互联网企业监管等因素。建议完善并细化追赃挽损具体执法规定,促使司法机关针对涉案财产处置范围达成共识;增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执法合力,探索跨区域追赃挽损机制;切实加强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协作机制。

洗钱罪立法完善——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衔接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于2003年10月23日对中国生效,其中第6条、第7条两个条文分别规定了“洗钱行为的刑事定罪”和“打击洗钱活动的措施”,我国刑法立法中洗钱罪规定应从上游犯罪范围、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等做好与公约的衔接,以改变我国目前洗钱犯罪日益严重却很少能够打击的现状。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罚配置的完善

对照外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刑法第120条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规定在刑罚配备方面需进一步改进:一是微调该罪的"分类配刑模式",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在从减轻与从加重情节方面增加刑罚配备的多维性,使我国的刑法规定得到进一步完善。

谈恐怖组织犯罪的经济来源问题

恐怖组织发动恐怖袭击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其筹措资金的渠道一是靠在公开的经济领域内投资;二是通过走私、贩毒、倒卖军火、洗钱等非法的经济活动;三是依靠外来的资助。研究恐怖组织犯罪的经济来源问题,对切断恐怖组织的财路,打击恐怖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突”的由来及其恐怖组织的主要罪行

中国长期以来饱受“东突”恐怖势力的危害 ,特别是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东突”恐怖势力勾结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在我国新疆及有关国家和地区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 ,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文章着重介绍了“东突”的由来及其近年来在我国境内外制造的一系列主要恐怖事件 ,揭露了“东突”作为国际暴力恐怖组织的邪恶本质。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恐怖主义犯罪及打击对策

在环新疆经济圈新疆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中,恐怖主义犯罪对该经济圈的建设构成重大威胁。本文就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及周边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对环新疆经济圈的危害,以及如何有效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刑法修正案（三）》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120条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补充、修改，主要体现在：一、修改法定刑，重组量刑档次。补充、修改后的法定刑既有科学、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二、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弥补了1997年刑法在该问题上的疏漏。

论国际恐怖犯罪活动特点、成因及对策

国际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它严重危害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是近几年来,国际恐怖犯罪活动猖獗,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更是制造了几起震惊世界的恐怖犯罪活动。这也使这种特殊的犯罪形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也因此,研究这种犯罪的特点、成因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恐怖活动犯罪界定问题思考

针对《刑法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含义不明的问题,提出应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出发,采用规范分析法为主,结合背景分析的方法,试图对其中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问题作分析思考,并提出认定的设想和建议。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国际恐怖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国际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它严重危害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是近几年来,国际恐怖犯罪活动猖獗,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更是制造了几起震惊世界的恐怖犯罪事件。这种特殊的犯罪形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因此,研究这种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其处置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量刑情节运用分析

运用SPSS模型检测发现,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量刑情节适用上存在涉黑主体差异、地区差异等问题。建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常态化量刑情节适用机制必须从理念层面思考,摒弃从宽情节不适用于重罪犯罪分子以及认罪认罚制度不适用于重罪的偏见,并在实证基础上确立人身危险性的实质认定标准。

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我国刑事反恐立法罪名体系问题研究

科学合理设置刑事反恐立法罪名体系是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安全与秩序,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国目前反恐斗争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中国反恐斗争的实践和经验,指出我国反恐立法罪名体系设置不够科学,从而导致刑法规范宣传作用大于实际作用,提出完善我国刑事反恐立法罪名体系的五项措施。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名自颁布实施两年多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罪的理解见仁见智,导致适用的不统一。该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犯罪如何认定等问题都亟待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以利于刑法规范作用的有效发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关于增设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的立法探讨

在刑法中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既是我国反恐现状的需要,也是严密和平衡我国刑事立法的需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和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本罪的客观方面包括两种行为:一是对恐怖活动组织的包庇行为;二是对恐怖活动组织的纵容行为。本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罪在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由于包庇、纵容恐怖活动组织罪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社会危害性几乎是相同的,从刑罚的均衡性角度出发,可以给两罪规定相同的法定刑。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不仅危害了公共安全,而且危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构成本罪的主体应当包括自然人、国家和政治组织、民族团体等。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处罚,应当注意两点:一是区分本罪与其他罪;二是一罪与数罪的适用。

我国传销犯罪研究的可视化回顾与理论反思

通过分析我国传销犯罪的研究变迁,揭示该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判传销犯罪的发展规律、完善法律规制措施、打击传销诈骗犯罪、保护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产权提供决策参考。以CSSCI与北大核心中收录的“传销”相关的主题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对传销犯罪研究进行可视化回顾。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历经了“传销行为进入法律视野”“传销行为的刑事规制”“新型传销的查处与规制”三个时期,目前在研究方法、程序及证据理论、实体刑事规制等方面依旧薄弱,应当兼顾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立足国情的同时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实现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并重。

恐怖组织犯罪及预防

恐怖组织犯罪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按一定的等级、纪律和信仰结合在一起,为了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的,采用爆炸、劫机、暗杀、劫持人质等残暴方法实施的犯罪行为。其特征为:1.暴力恐怖性;2.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3.有较强的政治或社会目的;4.表现出狂热的精神追求和盲目的思想崇拜。在此基础上,还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对恐怖组织犯罪的原因及预防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制度研究

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对于检察机关及时、高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应对其实施统一管理,重塑线索管理流程,并进行配套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