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未必的危险

未必的危险,是面对人类认知事物的能力极限时,为积极周全地保护可能存在的法益,而有必要在刑法中明确其构造与功能的重要解释工具,可有效说明部分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部分犯罪的罪质。未必的危险是独立的危险类型,构造上有别于确定的危险(包括具体危险、抽象危险等),指行为与现实出现的法益实际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上的高度盖然性。达至既遂的未必的危险是一种法律评价,以凭借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查明法益状况这一“行为时”确定的事实为前提,超出了有利被告原则的射程。未必的危险犯在类型上包括行为时无法查明法益本身事实上是否存在(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益是否被有效放弃(如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及是否保护了更加优越利益(如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等三种情形。

论职务犯罪黑数

职务犯罪黑数是指已经实际发生但司法机关尚未发现或未作处理的职务犯罪数 ,我国职务犯罪黑数较大是不争的事实 ,职务犯罪的内在特征与法制环境的消极方面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应当认识到职务犯罪黑数的社会危害性与一般规律 ,采取相应措施遏制其增长。

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自尊、人格特征及情绪状况

目的:研究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的特征,以及不同自尊结构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及情绪状况的差异。方法:方便选取某监狱职务犯罪服刑人员共112名,符合入组条件者共88名。使用大五人格量表简版(NEO-FFI)、简式简明心境问卷(POMS-SF)、自尊量表(SES)以及内隐联想测验(IAT)进行问卷调查及行为学实验。按SES、IAT的平均分为界,将被试分为高外显高内隐组(n=13)、高外显低内隐组(n=14)、低外显高内隐组(n=12)、低外显低内隐组(n=12)。结果:获有效问卷51份。内隐联想测验中,被试在相容试验的反应时短于不相容试验的反应时(P=0.022,d=0.45)。外显自尊得分与内隐自尊得分无统计学意义相关(r=0.10,P=0.527)。高外显自尊两组NEO-FFI的神经质得分低于低外显自尊两组。高外显低内隐组的外向性得分高于高外显高内隐组和低外显低内隐组,开放性得分高于较低外显高内隐组,谨慎性得分高于低外显自尊两组。低外显高内隐组POMS-SF的抑郁-沮丧、愤怒-敌意、疲乏及迷惑-混乱得分均高于高外显自尊两组。外显自尊与外向性、开放性及精力得分呈正相关(r=0.40,0.34,0.34,均P<0.05),而与神经质、抑郁-沮丧、疲乏得分呈负相关(r=-0.52,-0.35,-0.42,P<0.01或0.05);内隐自尊与精力得分呈正相关(r=0.39,P<0.01)。结论: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结构,高外显自尊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人格具有情绪相对稳定的特点,低外显高内隐自尊的服刑人员抑郁、愤怒、疲乏及迷惑等负性情绪相对较突出。

各国(地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比较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其在诸多方面有相同点,也有许多不同。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建立的时间较短,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也不科学,应该对此进行研究、科学设置。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

国家作为股东之一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经济犯罪如何定罪取决于犯罪人的主体身份,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本文从当前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出发,对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及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论述,并对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组建职务犯罪专门侦查机构的设想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毒瘤",也是每个国家(地区)始终打击的对象。为了打击职务犯罪,有的国家(地区)规定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也有的国家(地区)组建了专门的侦查机构。从法治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出发,并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组建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

我国跨境职务罪案协查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职务犯罪向境外发展是新时期廉政建设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内地与港澳之间在控制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已建立起个案协查机制,并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为适应港澳回归和“入世”的需要,法域间应当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档次,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制订协助法律规范,以健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法制环境。

检察机关查办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村经济生活发生巨变,经济利益的刺激加之立法滞后、监督乏力等原因而引发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主观恶性深、后果严重等特点。我们认为,在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中,对法律适用的难点和不统一处作系统的分析与评价是必要且紧迫的。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在对基层检察机关办案部门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成文。以期对立法及实践有所裨益。

浅析职务犯罪预防教育的现状和对策

教育作为犯罪预防的重要手段,在职务犯罪预防中也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当前预防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并制约着教育的实效。因此,预防教育工作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多策并举,从警示教育、道德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强化教育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实效,从而使教育真正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道坚实防线,以高效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秘密侦查的法规范建构——职务犯罪视野的思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与手段提出了新要求,秘密侦查因能够有效瓦解犯罪人之间基于囚徒困境而订立的攻守同盟,因而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扩大秘密侦查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将其适用于所有职务犯罪案件,而且立案之前可以用秘密侦查发现犯罪线索,在立案之后可以用秘密侦查收集犯罪证据。同时,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应该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警察职务化犯罪与警务督察机制

以违法犯罪为主的警察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的警察违法犯罪已表现为职务化倾向。实施警务督察,大力清理门户,是世界级的遏制警察违法犯罪的基本对策。本文试结合警察违法犯罪客观存在的现实及职务化犯罪的特点,对我国警务督察制度以理性的思考。

论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对不同法条中的同一用语作相同解释,不是体系解释的要求;不同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并不相同。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基于职务(业务)占有了本单位财物;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占有了公共财物或者主管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比贪污罪略为宽泛,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而对公款形成了占有辅助的情形;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外延最为宽泛。既不能按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定职务侵占罪,也不能依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在认定贪污、挪用公款罪时,不能因为不(未)处罚不法层面的正犯,就扩大解释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正犯的刑事责任一概重于共同正犯,就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共同正犯“提升”为正犯。

职务犯罪原因的系统分析

当今的中国是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多发和高发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职务犯罪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原因表现为: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监督乏力;经济体制转型形成某些权力异化;惩治职务犯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和一定程度上的执法不严;国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价值错位,心理失衡。

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研究

现阶段工程建设领域业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涉案金额大,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以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违法违规问题尤为突出。正确认识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活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腐败现象迅速孳生。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其在刑事犯罪中所呈现出的蔓延之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文章在简介职务犯罪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探讨了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新闻监督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

对影响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对新闻的内涵及其作用进行了阐述。提出正确理解新闻监督的内涵及其作用,是充分发挥新闻监督职能的前提。

论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对策

职务犯罪作为特殊主体实施的一种犯罪,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它是我国当前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减少、预防和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已成为现代国家理论、政治理论和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治程序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合理做法,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贪污罪要件及共同贪污定性新论

贪污罪的行为对象虽是公共财物,但也包括非公共财物;其犯罪主体的本质在于从事公务;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以利用本人的职务便利即直接利用为原则,但也包括间接利用即借助于他人的职务便利;间接利用的成立须以利用者在职务上足以制约被利用者并且同属于一个单位为必需。共同贪污的定性宜以主犯决定说为原则,辅之以身份犯决定说和实行犯决定说。

论高校职务犯罪之制度预防

制度预防是治理高校职务犯罪的主要对策之一。文章对此作了探索,提出在各种治理对策中应当更加重视制度预防;在预防制度的价值取向上,应当兼顾权利保护和犯罪预防;在制度预防的推进步骤上,应当系统配套和重点突破结合;在预防制度的宣传教育上,应当重点对象和普通群众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