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发、多发,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上游犯罪查证困难、行为以提供“两卡”为主、违法所得与涉案数额差异巨大、处罚结果呈“轻刑中的重刑化”等突出特点。有效推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治化治理,应当从司法打击、司法认定和司法治理三个层面探究:司法打击层面存在当严未严、该宽未宽的偏差,应突出打击重点、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认定层面存在对“明知”、“为其犯罪提供帮助”、“支付结算帮助”的扩张倾向,应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司法治理层面存在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办案机关工作延伸不够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欠缺联动思维的堵点,应推动溯源治理,从强化多元普法、加强源头监管、加强协同联动方面,着力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

公安机关应对扫黑除恶负面网络舆论策略研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随着“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的兴起,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与多样,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其中扫黑除恶案件具有高度特殊性,极易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形成舆论场,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目前国内关于涉警舆情方面的研究涉及扫黑除恶领域较少。文章通过分析“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案件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加强追逃工作力度与特殊人员管理,提高依法治网公众参与度,增强公安机关网络话语权,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等应对网络负面舆论的策略。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精准化研究——兼评《反有组织犯罪法》之立法承接与适用导向

在立法规制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制度经历由抽象变具体、由程序辅实体的长期法治化演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涉案财产没收规范的制定提供经验借鉴。在司法适用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在整体上表现出财产甄别、证据收集、救济程序等三方面的适用难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财产认定与处置独立成章提供现实契机。《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承接过往有组织犯罪财产处置经验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有组织犯罪财产没收制度体系化发展。在《反有组织犯罪法》实际适用阶段,须对举证责任倒置妥当性、财产没收质证必要性、没收范围认定具体性以及财产救济赔偿全面性保持检视审思态度,为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提供精准化指导。

新型传销犯罪的打击与预防对策

近年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传销犯罪逐渐演变为新型传销犯罪,对于新型传销犯罪的打击刻不容缓。新型传销犯罪手段的升级,使得侦查活动存在线索发现难、电子证据固定难、侦查协作难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做好电子证据固定、提升专业素质、加强协作能力,形成对新型传销犯罪打击的新对策。同时,为了积极预防新型传销犯罪,应当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监管、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加强宣传教育,形成有效的预防对策。

中国足坛扫黑打假风暴背后的法律思考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足球界的"假、赌、黑"等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了足坛的"人治"、"运动式执法"等不良现象,进而探讨中国足球的发展靠的是法治而不是自治,运动式执法治标不治本,足球的发展必须回到依法治球的长效法治途径上来。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收财产刑与特别没收的适用

严打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刑事政策的共识。打黑过程中存在没收财产刑适用标准不清、违法所得认定标准模糊、犯罪工具认定过宽等问题。应当对《刑法》第五十七条进行限制解释,准确认定违法所得,严格限定犯罪工具,明确没收财产刑适用的具体标准。

以刑事替代责任遏制食品安全犯罪之我见

刑事替代责任是指被告人虽然没有罪过,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位或职位,要对其他人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日益猖獗之际,在《刑法》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引入刑事替代责任,具有现实意义和刑事政策基础,并且在理论上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反有组织犯罪法》下软暴力的意涵解读与规范性限缩

软暴力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续造的方式进入到了刑法体系当中,但其内涵依旧含糊不清,其与刑法现有相关概念间的关系亟待理顺。通过分析《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最新规定,可以明确软暴力彻底摆脱了与有形暴力间的关联,能够独立成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基于概念创制的实际功用,可以得知软暴力既不是包含了威胁的上位概念,也不能与威胁等同视之,而是一种威胁所通告的恶害。软暴力作为类型化思维的产物,要想进入规范性概念的行列还为时尚早,目前仅能将其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把握,掌握其“能够产生心理强制力的滋扰”这一核心特征。在刑法的规范体系中,要想更好地发挥软暴力这一类型对司法机关的提示作用,则需要对其现有意涵进行限缩。具体而言,既需要将刑法已有的行为类型排除在软暴力的意涵之外,也需要依据其核心特征建构规范性的限缩规则。

近年来我国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打击与惩治研究

黑恶势力犯罪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特殊类型犯罪。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如何系统深入地治理社会黑恶势力,成为考验和提升党和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该类犯罪难以根治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社会治理也应该坚持综合治理、多措并举的原则。

商业秘密犯罪抗制对策论略

在日益发达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正如附生于经济体的"毒瘤",吞噬着商事企业的健康活力。2009年的"力拓案"让国人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危害的认识更深了一层,中国此类犯罪的猖獗令人再度警觉。在全球范围内,侵害商业秘密犯罪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德日等国的"商业间谍"屡屡兴风作浪,给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各国都力图通过一些法律来遏制此类犯罪,中国也应从着手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制度、商业伦理、传统文化等多重层面入手,来构建系统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抗制对策体系。

中国四地洗钱罪规制状况对比研究

外界对中国大陆地区在洗钱罪方面的规制状况存在着一定的非议。研究以近年来大陆地区与港澳台三地对洗钱罪起诉的案件数据为分析进路,从表象上看,大陆地区对该罪的查禁状况的确难以令人满意。然而,通过对四地洗钱罪犯罪圈之比较后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大陆地区现行刑事法律规制下的狭义洗钱罪之犯罪圈设置过窄。通过引入广义洗钱类犯罪的概念,拓宽大陆地区洗钱罪之犯罪圈范畴,大陆地区洗钱犯罪数据有显著提升,在所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绝不较港澳台地区逊色。

依法开展大数据“扫黑除恶”的若干关键问题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为“扫黑除恶”提出更高要求,亟需充分运用大数据,并纳入法治轨道。应建立法治化的大数据“扫黑除恶”管理机制,依法确定大数据“扫黑除恶”的数据标准,依法建设大数据“扫黑除恶”数据协同机制。基此防止“打黑”变“黑打”的现象在大数据“扫黑除恶”工作中重演,使大数据成为“扫黑除恶”的关键推动力量。

广东省绑架犯罪案件特点及打击防控对策

当前,广东省绑架犯罪案件有逐渐蔓延、发展和上升的趋势,结合广东省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实际情况,针对绑架犯罪的新特点,公安机关除了继承传统的侦查破案模式外,还应尽快建立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具有广东地区特色的反绑架工作机制,并加强与电信、银行等相关部门的联系,不断拓展资源共享空间,加大打击和正面宣传的力度,震慑犯罪,努力减少引发绑架犯罪的诱因等,从而构建新的打击防控体系。

网络毒品犯罪调查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以200例典型案例为样本

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毒品犯罪开始从现实空间转向网络空间,禁毒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网络毒品犯罪是一种全新场域的犯罪类型,较传统毒品犯罪而言,具有犯罪主体复杂,行为手段多样,施害范围广泛,社会危害严重的特点,有严加规制,有效应对的必要性。引入中国裁判文书网200例网络毒品犯罪典型案件,全面剖析网络毒品犯罪的主体特征、行为模式和刑罚处罚,积极寻求网络毒品犯罪的治理对策。网络毒品犯罪以松散的犯罪网络替代严密的犯罪组织,不断细化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共犯分工,应聚合多元社会力量,形成打击合力。网络毒品犯罪借助网络平台发布涉毒信息,依托即时通讯软件进行意思联络,联袂物联网络展开毒品运输,倚靠在线支付工具实现无痕交易,形成上中下游联系紧密的黑色产业链,应强化电子取证技术应用,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予以全链条打击。由于网络毒品犯罪具有打破区域限制,自由切换境内境外交易地点的特点,所以,应加强国际合作,致力全球治理。

《扫黑风暴》热播对西部电视剧市场的几点启示

近期热播剧《扫黑风暴》引发全民观影热潮。本文从西部电视剧市场现状出发,结合该剧热播的内容,制作团队、摄制理念、叙事逻辑、叙事技巧、拍摄细节、台词展现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归纳该剧成功的模式,从而给西部电视剧市场一些建议和启发。

全媒体时代预防文化及其意义——预防职务犯罪思维的重大变化

加强预防文化建设和全面推进职务犯罪惩治工作,构成了全媒体时代预防文化的两大最鲜明的主题。因为,预防文化与具体的职务犯罪惩治工作有不同思维走向,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架构正确的预防文化观,进而才能发挥惩治职务犯罪作用,促进预防职务犯罪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

公安教育与理论研究要为“打黑除恶”现实斗争服务

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是新世纪中央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会议精神的指引下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的严打整治斗争。公安高等教育与理论研究应围绕公安中心工作开展学术研究和进行教育实践活动。一是要及时总结“打黑除恶”现实斗争经验 ,推动反黑理论研究 ,丰富和完善我国公安科学理论体系 ;二是公安高等教育和理论研究应为“打黑除恶”现实斗争服务 ;三是公安高等教育和理论研究要为“打黑除恶”

地方公安机关农村“打黑除恶”剖析

自2006年开始,基于形势的要求,"打黑除恶"已经提高到稳定社会及党和国家政治的高度。笔者通过云南部分市州县公安机关对当地"打黑除恶"状况的"调研报告"分析和研究,找出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有关对策和措施,剖析地方公安机关在"打黑除恶"中的重要作用。

扫黑除恶进程中的刑法介入限度研究

从性质来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一项法治工作,而且主要涉及到刑事法律的司法适用。国家意欲依托刑法的工具价值,通过刑法早期介入,达到预防并治理黑恶势力犯罪带来的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增强人民安全感的终极目标。刑法过度介入扫黑除恶的进程,也带来了一些困境:为了安全价值而弱化或放弃法治原则,出现了介入时间提前、介入范围扩大和刑罚适用从严等现实难题。基于此,应当客观分析扫黑除恶进程中刑法介入的现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现实难题与原因,借助预防理念、行刑衔接和打准打实等多种途径,完善刑法介入扫黑除恶的限度,以期为有效治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建议,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