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报应结构

犯罪—刑罚的发生次序类似于个体本能反应中的刺激—反射,但又与之存在根本差异。符合群体伦理信念的刑罚能得到强化,反之则会被削弱。刑罚的设定应遵循该当性原则,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犯罪与刑罚应跟随群体伦理信念调整。现代社会刑罚结构的制定权常由专门机构、社会精英行使。虽不应倒退回刑罚制定的原初阶段,但亦不能忽视刑罚的社会文化基础,否则难以取得预想的实施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社区团购所面临的问题及规制路径

社区团购产业在疫情肆虐时期异军突起,并在后疫情时代凭借其操作便利、价低质高继续蓬勃发展。然而,社区团购中黑心团长哄抬物价牟取高额利润、欺诈行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电商平台破坏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愈发明显。社区团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一种新业态,相关立法尚未完善,监管内容尚未明确,社区团购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未明晰。社区团购存在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监管内容不明确、责任主体不明晰、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等治理困境,可以从明确电商平台的义务、确立团长责任制、加强市场监管和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着手解决。

黑社会性质组织辨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一种形态,既不同于一般犯罪集团,也不同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应当在准确界定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科学分析当前犯罪态势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构成要件,划清与其他有组织犯罪形式之间的界限.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客观要件上应注意其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体要件上应注意其组织严密性和成员众多性,其构成人教至少应当3倍于一般犯罪集团成员底数;主观要件上应当引入犯罪人格的分析.在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总体战略中,对其重点打击的'圈'不宜划得过大,'稳、准、狠'的方针中,关键在'准'.

聚众斗殴罪相关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的犯罪。根据刑法规定,在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处理。但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责任主体的认定仍然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本文主要结合刑法的相关规定,对聚众斗殴罪的人数组成、行为特点特别是转化过程中的责任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首要分子与主犯关系新论

笔者在考察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上 ,认为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并非都是主犯 ,而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则一定不是主犯。

有组织犯罪集团挖掘算法

互联网的发展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认定与处罚变的更为困难.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点,采用共犯网络结构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有组织犯罪集团结构及其组成实体,提出一种对有组织犯罪集团进行系统分析和挖掘的新算法.该算法能从大型真实犯罪数据集提取信息,快速获取有组织犯罪集团证据,提高了有组织犯罪集团检测效率.最后将算法与其他现有算法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的时间性能优越.

以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预防弱势群体犯罪——基于西方社会支持理论的分析

以城市无业人员、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是我国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群体。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犯罪呈现出一种日趋严重态势。事实表明,现有的以刑罚打击为主的消极刑事政策具有诸多弊端,难以抑制日趋严重的弱势群体犯罪。西方社会支持理论推崇一种积极的刑事政策,该理论所假定的一系列事关社会支持与犯罪关系的命题多被实证研究所证实。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缺失已是不争事实,这已经成为致使弱势群体犯罪的一类重要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犯罪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社会支持理论所推崇的积极刑事政策为预防和减少我国弱势群体犯罪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社会资本解释范式下的集团腐败犯罪研究

在描述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的动向时,一个突出的趋势是腐败问题呈现出某种具有内在结构的集团化倾向,而这种集团化腐败的产生与蔓延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发展整体形成了某种密切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与社会资本发生了某种密切的联系,因而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从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出发能够较好地揭示出腐败问题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要素。

单位犯罪意志的形成机制研究

单位罚金刑在本质上是对单位背后的利益者群体的刑罚处罚,在认定单位犯罪过程中,脱离了利益者群体的意志认定单位故意犯罪,势必与责任主义原则相违背。决策者群体意志与利益者群体意志完全分离时,单位决策者群体的犯罪意志不能视为单位的犯罪意志,而只能视为单位决策者群体的个人犯罪意志。就单位犯罪意志的形成方式而言,其形成方式只有一种——基于利益者群体意志对单位制度、单位决策的选择。

首要分子:渊源、类别与行为性质

三千余年的首犯制度为我国现行的首要分子制度奠定了历史基础,从民国时的二次革命到1979年《刑法》中国共产党政权所颁布的刑事政策,为当代首要分子制度在刑法中的确立提供了立法依据。根据不同的标准,首要分子可以分为五类,不同的分类对于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首要分子的行为一般表现为组织、领导、策划行为,而其行为的本质则在于其行为对犯罪事实的支配力。

论“恶势力”的概念与认定问题

理解“恶势力”概念含义与认定问题的前提在于对“恶势力”具体犯罪形态的明晰。“恶势力”可分为一般“恶势力”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犯罪形态介于一般共同犯罪与犯罪集团之间,是有组织犯罪的低级形态。对一般“恶势力”组织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三方面考虑。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与认定标准的把握,应从其与一般“恶势力”组织、一般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别予以考虑。

社群隔离与闲散青少年犯罪

当前闲散青少年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的隔离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所衍生出的归属感缺失、自律性降低、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敌视以及自身人格缺陷和心理障碍是闲散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严重地影响着闲散青少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对社会生活的心理适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社群隔离,关爱闲散青少年,是预防和减少闲散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途径。

弱势群体的犯罪趋势预测

弱势群体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具有相对性、变动性、交叉性等特点。弱势群体与犯罪的关联性相对较强,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科学、理性地预测其犯罪趋势,对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积极意义。从整体情况来看,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发案率有上升趋势,团伙式犯罪和自救式犯罪比例上升;从个体情况来看,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和刑释解教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犯罪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猖獗,农民(包括少数民族)是贩毒的高发群体。这除了跟特殊的地缘位置有紧密联系之外,还与他们自身的弱势地位有关。各种能力的弱势和地理、文化的边缘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他们参与贩毒,从而在贩毒方面表现为多体能型、马仔型的特点。要想遏制毒品犯罪,就必须加强边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弱势群体赋权,加强其各方面能力建设。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文章对朝阳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婚妈妈"杀婴案进行了调研,在总结此类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是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是推动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现代性文化冲突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控制或打破犯罪形成的链条,是预防特殊群体犯罪的关键。

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揭示出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论争议在于独立成节是否合理与必要。通过对犯罪客体分类标准以及法条竞合适用的分析,金融诈骗罪的独立成节凸显了"特殊优于一般"还是"重法优于轻法"两种处理方式上的矛盾。然而,金融诈骗罪作为罪群式立法更能保护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亲融,应当受到更多的包容。

以遗弃罪为视角再谈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由几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遗弃罪具有一定局限性,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着本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遗弃行为而被排斥在刑法追踪视野之外的窘境。因此,填补法律空白,完善遗弃罪的规定对发挥刑法的法益保障机能、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大有裨益。

弱势群体犯罪研究

弱势群体是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群集合体。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有的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因此在分析弱势群体的特点、犯罪原因的基础上,对犯罪现象由消极处理转变为积极预防,并寻求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主要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

伴随着金融事业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手机、互联网为载体的电信诈骗犯罪逐渐形成带有地域性特征的职业犯罪,成为一种案发区域广、涉案金额巨大、群众反响强烈的常发性侵财案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鉴于电信诈骗侵财案件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点及公安机关在侦破此类案件中所遇到的瓶颈,在实际工作中,应加快电信立法、构建全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平台、提高远程协助办案能力、加强与金融、电信等部门的横向联系、密切国际和区域间司法互助等,以有效遏制电信诈骗侵财犯罪的蔓延。

毒品犯罪共犯成立问题研究

认定特殊的毒品共同犯罪,如毒品集团犯罪、毒品团伙犯罪、以共犯论处的毒品犯罪等时,必须以共犯基本理论为基础,全面考察毒品犯罪的特殊性,综合作出认定。当然,也有一些毒品犯罪,从外形上看,具有共犯的部分特征,但实质上欠缺共犯成立的部分要件,故应被排除出毒品共同犯罪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