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思路--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

目前侵害知识产权违法案件日渐高发,与此极不相称的是,刑事制裁手段却相对缺位。审视当前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案件的治理现状,其中存在诸多立法与司法的缺憾,"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成为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中最为普遍和严重的问题。通过对2005年至2014年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数据研究发现,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移送数量、移送比例上呈现出相对较低的现状,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着受移送机关、移送标准、移送程序、违法责任不清等诸多问题,有必要在梳理现有问题及其诱因的基础上,着力思考知识产权案件"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思路。

网络黑产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网络黑产遍布在网络经济产业的互联网金融、电商平台、网络游戏等诸多领域,涉及面广,形成了完整的流水化作业链条。网络黑产违法案件的频发,增加了网络企业的安全防护成本,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益。在总结网络黑产类型和犯罪特点基础上,剖析了治理过程中存在法律不完善、作案手段隐蔽、取证难等难点和困境,归纳了不良市场需求、监管力度不足等网络黑产泛滥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技术防范能力、加强网络黑产的监管、构建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增强宣传教育力度等治理路径。

深度链接行为入罪化的困境与出路

深度链接行为是互联网上侵犯著作权的新兴方式,使得访问者可以不经页面跳转,直接访问他人网站的信息资源,损害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稳定有序的互联网环境,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解决深度链接行为入罪化存在理论困境,可采用两种较为可行的司法路径:一是适用"帮助行为正犯化"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入罪,二是适用"行为共同说"以侵犯著作权罪入罪。

论高校职务犯罪的预防重点及预防体系的构建

干部人事任免、招生考试、基本建设、物资设备采购、财务管理、学术科研等六大领域是当前高校职务犯罪易发多发领域,是高校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应从完善法制、廉政教育、规范管理、制约权力、加强惩处等方面加强对高校职务犯罪预防体系的构建。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犯罪情景预防研究

文章简要介绍了大数据技术在犯罪情境预防中的应用价值,通过案例数据研究、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犯罪情境预防工作的运行环节,最后提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犯罪情境预防开展策略,旨在通过大数据的行为画像和信息数据预警,分析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从而进行防范和预警处理。

网络贩卖、传播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及视频固定方法分析

网络贩卖、传播淫秽视频是一种常见的犯罪方式,通过微信、QQ群组贩卖、传播淫秽视频链接已成为此类案件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准确认定淫秽视频文件、音频文件等的数量,是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必要对贩卖、传播常见淫秽视频链接的行为定性进行分析,并对这些链接所指向的视频数据的固定方法进行总结。

对规范行政执法的思考——兼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

规范行政执法,应从广义理解,其既包括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胜诉的三个条件,即能够经得住法院的评判,最终被认定为行为合法;又包括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发现有刑事犯罪嫌疑,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但专家、学者的目光多聚焦在前者,鲜有对后者进行详细考察论证的,而后者在实践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原因,以真正实现依法行政。

大数据时代网络深度链接行为的刑法治理研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深度链接行为成为一种新兴信息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网络深度链接行为有其自身特性,与《著作权法》中的复制行为、发行行为的特性截然不同,不属于后两者的范畴,其特性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网络深度链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构成间接侵权,侵权具有严重的社会性危害性,应当适用刑法进行治理,应设置侵犯网络著作权罪及认定侵犯信息网络帮助犯等方式作为网络深度链接行为入罪的路径,让网络深度链接行为得到规范,网络环境被净化,网络技术朝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更加方便网络用户及为网络用户服务。

网络赌博犯罪环节及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地下赌场逐渐将赌博相关业务转移至网络。为规避侦查,网络赌博团伙常采取网站多域名、服务器在境外、多维度推广等形式进行招赌吸赌活动,犯罪隐蔽性强、危害大,造成了取证难、抓捕难的现象。通过分析网络赌博各犯罪环节,即产生动机阶段、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施阶段,理清各环节犯罪团伙的心理或行为,提出以综合治理消除犯罪动机、以反制手段建立事前预防,以追踪溯源阻断犯罪实施,进而遏制并全面打击网络赌博犯罪。

21世纪方便旗船制度的新反思

船旗国在确保海上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方便旗在船旗和船舶之间建立的联系十分脆弱,一些登记处甚至允许隐瞒船舶的真正所有人。这使得船旗国不能真正监管船舶的活动,方便旗船可以逃避法律的约束。在方便旗制度下,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受到挑战,海上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尤其这一制度可能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针对这些新问题,重点从海洋生态保护和海上国际罪行两个新角度对方便旗制度进行审视,进而对船舶登记和管理制度进行新的反思,并提出合理的改革建议。

信息网络犯罪地判断规则再认识

“犯罪地”的确定是刑事诉讼地域管辖制度的核心。随着我国犯罪类型的急剧变化,对“犯罪地”的解释已呈宽松、扩张之势,判断传统案件“犯罪地”的规则在针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之时已有不适之处,服务器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地作为管辖连结点已经无法适应信息网络犯罪所呈现的新样态。限制并案管辖的延伸空间以及平衡侦查管辖与审判管辖之间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在诉讼中“犯罪地”不是静态、恒定的,证据变化会导致原有的管辖连结点丧失或改变,因此需要建立动态判断规则并对程序效力加以明晰,同时完善相配套的指定管辖制度。

中国职务犯罪的时空分异、关联网络与防控对策

基于1985—2020年的321个副部级及以上犯案官员信息,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职务犯罪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犯罪行为的时空分异与关联网络,探讨犯罪发生的原因机制并提出防控对策。结果表明:1)职务犯罪者男性远多于女性,初犯者以中青年为主,落马时多为中老年,犯罪类型以贪污、受贿为主,主要涉及能源行业与国企、事业单位。2)在时间上,初次违纪违法年份集中于1988—2008年,呈现“高位波动,集中三峰”特征;“落马”人数呈现“四峰两组,先小后大”态势,2011年后呈陡崖式上升,与社会经济变化和反贪腐力度有关。3)在空间上,职务犯罪者籍贯地多分布在华北、华东、华中,且于山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和河南、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热点;任职地集中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华中的部分地区,在京津冀、山西出现热点与大量集聚,在河南、四川、重庆、广东存在部分集聚;任职地变化的犯罪者多为迁移至北京直至落马,也有36.57%的犯罪者落马时在其籍贯地工作;职务犯罪者犯罪行为的辐射效应呈现地缘关联和“熟亲信”纽带,形成具有个体生命轨迹特点的“移动犯罪网络”。4)职务犯罪的发生可用公共选择等理论进行解析,是犯罪者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进行犯罪成本与收益比较后的决策行为,亦可从人-时-空方面进行综合防控治理。

浅析女性犯罪

女性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是法律侧重保护的对象。但处在社会变革环境中 ,各个阶段的女性群体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 ,对各种社会规范有意无意的逾越也日渐增多 ,从而导致女性犯罪呈现急剧增长趋势。本文从女性性别与犯罪的关系 ;女性犯罪性别差异的趋势 ;女性犯罪的主观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 ,并提出了加强女性知识教育 ,提高女性素质 ,增强自立。

移动互联中视频聚合类深度链接行为的刑法审视

深度链接行为本质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当通过前置法无法对深度链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时,刑法的介入具有必要性,但刑法在介入深度链接行为时理应保持谦抑。在入罪路径上,深度链接行为适用侵犯著作权罪存在障碍,因此,不得不从刑事立法的层面考虑,通过对《著作权法》的修改以及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立法拟制加以改良。

发生在基层单位中的渎职侵权案件剖析及对策研究——以某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办理相关渎职侵权案件为例

文章以某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办理的基层单位反渎职侵权案件数据为依据,以基层单位渎职侵权案件主要特点为出发点,剖析在基层单位中渎职侵权案件的主要案发环节及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基层单位中渎职侵权犯罪起到遏制作用,从而达到减少和避免基层单位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发生的目的。

北方沿海地区防控毒品犯罪薄弱环节解读

北方沿海地区是我国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等原因,该地区毒品犯罪始终处于高发态势。虽然当前禁毒工作卓有成效,构建起了坚固防线,但还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亟待解决:侦查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证据采集与固定不够到位、办案程序不够规范、情报机制建设不够与时俱进、联合作战机制不够贴近实战;审判与监督环节的难点包括"贩卖目的"等主观要件难以认定、特情案件量刑难以准确;预防涉毒重新犯罪的现实瓶颈包括出狱人保护制度法律缺失与机构空设、管控力量薄弱、就业安置率低、对涉毒犯罪人员的歧视还普遍存在。对此提出对策建议,形成全社会共同防控毒品犯罪合力。

职务犯罪案件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制度探究——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审查起诉阶段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涉及诉讼程序的倒流,同时也是监察机关与检察院刑事程序衔接的重要部分。《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对此仅搭建了基本制度架构,但该制度存在适用条件不明、犯罪嫌疑人面临来自监察机关与检察院的双重审查风险、犯罪嫌疑人权利规定不详和补充调查缺乏监督等问题。宜从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入手,明确适用条件、规范补充调查中监察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行使及增强对诉讼权利的保障,并加强程序监督,从而构建更为完善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

刑民共治视野下的深度链接行为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度链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边界,给著作财产权的保护和知识产权竞争秩序的维护带来诸多障碍。针对侵犯著作权罪而言,著作权法属于刑法的前置法,而深度链接行为在刑法与著作权法中存在定性不一的问题。鉴于深度链接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核心一致,将其以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入罪存在可能。在“三网融合”的“双层社会”背景下,须积极构建规制深度链接行为的刑民共治体系:在入罪层面,应当坚持法益侵害说和累积犯理论,同时贯彻“同等保护”与“严格保护”政策;在出罪层面,应当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并遵循利益平衡原则,清晰界分以深度链接为手段的犯罪行为与利用网络链接传播作品的合法行为。

论我国档案犯罪的行刑实体性衔接

我国在规制档案犯罪的行刑实体性衔接上仍存在不顺畅的问题,《档案法》与《刑法》之间在客体、对象、主体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衔接缺失,需要通过调整档案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适度扩展刑法的处罚范围和调整档案犯罪刑罚的规定等对档案犯罪的行刑实体性衔接进行构建,以编织一张更为严密的行刑衔接法网。

经济犯罪视域下的刑阶衔接研析

刑阶的有效衔接是实现罪刑均衡、保障刑罚功能的立法前提。在具体的设计上,刑阶衔接要求在种罪法定刑与个罪法定刑上均有效实现刑罚的层次性衔接。以此标准来考量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就会发现,在上限型刑阶、下限型刑阶以及刑阶衔接的层次上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未来,应当以维持刑阶衔接性为改革目标,通过对刑种与刑罚执行制度进行整体化改造,维持刑种与刑度之间的层次性,从而使得刑罚立法的科学配置能够得到切实实现。